卷七〇 史部二十六
地理類三
南嶽小錄一卷（浙江汪汝瑮家藏本）
唐道士李沖昭撰。卷首有自序，稱：“弱年悟道，近歲依師。洎臨嶽門，頻訪靈蹟。遍閱古碑及《衡山圖經》、《湘中記》，仍致詰於師資、長者、嶽下耆年。或得一事，旋貯篋笥。撮而直書，總成一卷。”案書中有咸通年號，當作於懿宗以後。序末所題“壬戌歲”，蓋昭宗天復二年也。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皆不著錄1。鄭樵《通志·藝文略》始載有此名，與此本卷數相合。惟“沖昭”作“仲昭”，或傳刻誤歟？書中先列五峯、三澗，次敘宫觀、祠廟、壇院之屬，而以歷代得道飛昇之蹟附之。雖黄冠自張其教，不無誇誕之辭。而唐世名山洞府之書，如盧鴻一《嵩山記》、張密《廬山雜記》、令狐見堯《玉笥山記》、杜光庭《武夷山記》，今並無存2。此獨以舊本流傳，勝境靈蹤3，足資掌故，是亦考圖經者所宜徵據矣。此本為明蔡汝楠守衡州時所刻，前有小引，亦謂：“所載事蹟，名物悉與今本不同”云。
【彙訂】
1.《新唐書·藝文志三》著錄道士李沖昭《南嶽小錄》一卷。（魯西奇：《隋唐五代山嶽志考》）
2.令狐見堯《玉笥山記》雖佚，《太平御覽》、宋陳舜俞《廬山記》皆有徵引。（同上）
3.“靈蹤”，殿本作“靈蹟”。
廬山記三卷附廬山紀略一卷（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）
宋陳舜俞撰。舜俞字令舉，烏程人。所居曰白牛村，因自號白牛居士。慶曆六年進士，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，歷官都官員外郎。熙寧中出知山陰縣，以不奉行青苗法，謫南康監稅。事蹟具《宋史》本傳。舜俞謫官時，與致仕劉渙游覽廬山，嘗以六十日之力，盡南北山水之勝。每恨慧遠、周景武輩作山記疏略，而渙舊嘗雜錄聞見，未暇詮次。舜俞因採其説，參以記載、耆舊所傳，晝則山行，夜則發書考證。泓泉塊石，具載不遺，折衷是非，必可傳而後已。又作俯仰之圖，尋山先後之次以冠之，人服其勤。自記云：“余始游廬山，問山中塔廟興廢及水石之名，無能為予言者。雖言之，往往襲謬失實。因取九江圖經、前人雜錄，稽之本史，或親至其處考驗銘志，參訂耆老，作《廬山記》。其湮泐蕪沒，不可復知者，則闕疑焉。凡唐以前碑記，因其有歲月甲子爵里之詳，故并錄之，庶或有補史氏”云云。其目有總敘山篇第一，敘北山篇第二，敘南山篇第三1，而無第四、五篇，圖亦不存。勘驗《永樂大典》，所闕亦同2。然北宋地志，傳世者稀。此書考據精核，尤非後來《廬山紀勝》諸書所及。雖經殘闕，猶可寶貴，故特錄而存之。釋惠遠《廬山紀略》一卷，舊載此本之末，不知何人所附入。今亦併錄存之，備參考焉。
【彙訂】
1.“北山”當作“山北”，“南山”當作“山南”。（李裕民：《四庫提要訂誤》增訂本）
2.日本高山寺藏《廬山記》五卷，卷二、三宋槧本，餘三卷舊鈔補，實為八篇，《四庫》本佚第四篇以下。（羅振玉：《宋槧本<廬山記>跋》）
赤松山志一卷（兩淮馬裕家藏本）
宋道士倪守約撰。守約，未詳何許人。書前自序稱：“捨家辭父母1，來投師資”，又自署松山羽士，知為黄冠。書中稱真廟、神廟、孝廟、寧廟，知為宋人。人物之末稱咸淳年號，知作於度宗時矣。其書首序皇初起、皇初平兄弟仙蹟，以著是山靈異，為全書綱領。次丹類，次洞穴類，次山類，次水類，次宫宇類，次人物類，次制誥類，次碑籍類。書末又有正統四年明英宗御製數行，非詩非文，似乎聯額，與此書篇頁不相屬，蓋後人所附入。明代刊本喜於竄亂古書，往往如是。今删汰不錄，以存守約之舊焉。
【彙訂】
1.殿本“書”上有“惟”字。
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（浙江汪啟淑家藏本）
明田汝成撰。汝成有《炎徼紀聞》，已著錄。是書雖以游覽為名，多記湖山之勝，實則關於宋史者為多。故於高宗而後，偏安逸豫，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。宋乾道閒，周淙撰《臨安志》十五卷。咸淳閒，潛説友又續成一百卷。湖山特其中之一目，例不當詳。吳自牧作《夢粱錄》，周密作《武林舊事》，於歲時、風俗特詳，而山川、古蹟又在所略。惟汝成此書，因名勝而附以事蹟，鴻纖鉅細，一一兼該。非惟可廣見聞，併可以考文獻。其體在地志、雜史之閒，與明人游記徒以觴詠登臨，流連光景者不侔。其《志餘》二十六卷，則摭拾南宋軼聞，分門臚載。大都杭州之事居多，不盡有關於西湖。故别為一編，例同附錄。蓋有此餘文，以消納其冗碎，而後本書不病於蕪雜，此其義例之善也。惟所徵故實，悉不列其書名1，遂使出典無徵，莫能考證其真偽。是則明人之通弊，汝成亦未能免俗者矣。
【彙訂】
1.“其”，殿本無。
桂勝十六卷（浙江鮑士恭家藏本）附桂故八卷（兩淮鹽政採進本）1
明張鳴鳳撰。鳴鳳有《西遷注》，已著錄。是二書並成於萬曆癸丑。《桂勝》序題“五月六日”，《桂故》序題“七月朔”，劉繼文序稱：“前十六卷為《桂勝》，志桂概也。後八卷為《桂故》，志故實也2。”鳴鳳《桂勝》自序亦稱：“外《桂故》八卷，用輔以行”，《桂故》自序稱：“余志《桂勝》，竊蹟前事”云云。則二書相因而作，實一書也。《桂勝》以山水標目，各引證諸書，敍述於前，即以歷代詩文附本條下。而於石刻題名之類，蒐採尤詳。又隨事附以考證，多所訂正。後董斯張《吳興備志》3、朱彝尊《日下舊聞》即全仿其體例，於地志之中最為典雅。《桂故》分郡國、官名、先政、先獻、游寓、雜誌六門。《郡國》考歷代沿革，詳列史志，辨今之桂林非古之桂林。《官名》則臚舉歷代之制。蓋疆域明則《先獻》有所斷限，職制明則《先政》有所徵驗。乃不至如他志書，人物、名宦附會牽合，故以冠於首也。其《先政》、《先獻》，人各為傳。大抵鎔鑄舊文，剪裁蔓語，務取其有關是土，而不濫涉其生平。又多採金石之文，不盡取諸史籍。故其辭簡而不支，博而有據。其《游寓》、《雜誌》，亦多據題名碑碣，姓名年月，歷歷可稽。在明代輿記之中，於康海《武功志》、韓邦靖《朝邑志》外，自為别調，可以鼎立而三，他家莫之逮也。二書所載，皆止於南宋。蓋年遠者易湮，時近者易濫，詳人所略，略人所詳，其書乃博贍而有體。是又鳴鳳創例之微意歟？
【彙訂】
1.《桂勝》原著確有十六卷，然文淵、文溯、文瀾三閣庫書皆作四卷，文淵閣書前提要得其實：“今以其卷帙煩碎，文義斷缺，並《桂勝》為四卷。”（崔富章：《四庫提要補正》）
2.癸丑為萬曆四十一年，而據嘉慶《廣西通志》卷三一《職官表》，劉繼文乃萬曆十六年時兩廣總督。《四庫》本書前提要作“己丑”，即萬曆十七年，不誤。（楊武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）
3.“後”，殿本無。
欽定盤山志二十一卷1
國朝大學士蔣溥等奉敕撰。盤山在薊州城北二十五里，為漢末田疇隱居之地。五峯三盤，林壑幽邃。單椒秀澤，雄甲畿東。自聖祖仁皇帝四度臨幸，宸章題詠，照燦巖阿。然舊無山志。青溝釋智朴始草創成編，辭旨冗蔓，體例尚多未備。我皇上宸游蒞止，靈境日開。乾隆九年始命發内帑，建靜寄山莊於山之陽。天闢名區，全攬勝概。歲春秋有事於祖陵，每駐蹕行宫，幾餘靜憇。智仁樂趣，暢洽宸襟，山水效靈，益增神秀。乾隆十九年二月，因行幸山莊，爰命蔣溥、汪由敦、董邦達纂修新志。溥等承詔屬稾，詳加裒輯，分圖考、名勝、寺宇、流寓、方外、藝文、物產、雜綴八門，釐為十六卷。首冠以巡典、天章五卷。至十二月，書成，奉表恭進焉。臣等敬繹睿製，旁考舊聞2。惟兹山之靚潤深奧，足與嶽鎮競秀，而其名不大顯於前世。以是知天地清淑之氣，扶輿磅礴，固必待時而出，以奉大聖人泮奐之娛。而天筆昭回，鏤巖耀谷，品題甲乙，榮幸無涯，尤自古所未有。敬錄斯編，亦以慶兹山之遭也。
【彙訂】
1.文淵閣《四庫》本為十六卷卷首五卷。（沈治宏：《中國叢書綜錄訂誤》）
2.“舊聞”，殿本作“舊文”。
西湖志纂十二卷（内府藏本）1
國朝大學士梁詩正、禮部尚書銜沈德潛等同撰。初，雍正中，浙江總督李衛修《西湖志》，延原任編修傅王露總其事，而德潛以諸生為分修，凡成書四十八卷。雖敘次詳明，而徵引浩繁，頗嫌冗蔓。至乾隆十六年，恭逢聖駕南巡，清蹕所臨，湖山生色。德潛因取舊志，復與王露重加纂錄，芟繁就簡，别為十卷。而梁詩正亦奏請重輯《西湖志》。會德潛書稾先成，繕錄進御。蒙皇上優加錫賚，特製詩篇，以弁其首。並敕詩正，即以德潛此稾合成之。詩正復偕王露參考釐訂為十二卷，於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奏進。首名勝各圖，次西湖水利，次孤山、南山、北山、吳山、西溪諸勝蹟，而終以藝文。雖門目減於舊志，而大綱已包括無餘。且仰荷宸翰親題，榮光下燭，尤從來輿記所未有。固非田汝成輩區區記載所得並稱矣。
【彙訂】
1.文淵閣《四庫》本尚有卷首一卷。（沈治宏：《中國叢書綜錄訂誤》）
右地理類“山川”之屬，七部，一百十三卷，皆文淵閣著錄。
洛陽伽藍記五卷（編修勵守謙家藏本）
後魏楊衒之撰。劉知幾《史通》作羊衒之，晁公武《讀書志》亦同。然《隋志》亦作“楊”，與今本合，疑《史通》誤也。其里貫未詳。據書中所稱，知嘗官撫軍司馬耳。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陽，一時篤崇佛法，刹廟甲於天下。及永熙之亂，城郭邱〔丘〕墟。武定五年，衒之行役洛陽，感念廢興，因捃拾舊聞，追敍故蹟，以成是書。以城内及四門之外分敘五篇。敘次之後先，以東面三門、南面三門、北面二門各署其新1、舊之名2，以提綱領。體例絕為明晰。其文穠麗秀逸，煩而不厭，可與酈道元《水經注》肩隨。其兼敘爾朱榮等變亂之事，委曲詳盡，多足與史傳參證。其他古蹟、藝文，及外國土風、道里，採摭繁富，亦足以廣異聞。劉知幾《史通》云：“秦人不死，驗苻生之厚誣；蜀老猶存，知葛亮之多枉。”“蜀老”事見《魏書·毛修之傳》，“秦人”事即用此書“趙逸”一條。知幾引據最不苟，知其説非鑿空也。他如解魏文之《苗茨碑》，糾戴延之之《西征記》，考據亦皆精審。惟以高陽王雍之樓為即《古詩》所謂“西北有高樓，上與浮云齊”者，則未免固於説詩，為是書之瑕纇耳3。據《史通·補注篇》稱：“除煩則意有所恡，畢載則言有所妨。遂乃定彼榛楛，列為子注。若蕭大圜《淮海亂離志》、羊衒之《洛陽伽藍記》是也。”則衒之此記實有自注。世所行本皆無之，不知何時佚脱。然自宋以來，未聞有引用其注者。則其刊落已久，今不可復考矣4。
【彙訂】
1.“二”，底本作“三”，據殿本改。書前自敍云：“北面有二門，西頭曰大夏門……東頭曰廣莫門”。
2.據自敍及卷四，“北面二門”前尚有“西面四門”。
3.《洛陽伽藍記》卷三“高陽王寺”條未嘗言高陽王雍之宅中有樓，惟卷四曰：“沖覺寺，太傅清河王懌舍宅所立也……勢傾人主，第宅豐大，逾於高陽。西北有樓，出淩云臺，俯臨朝市，目極京師，古詩所謂‘西北有高樓，上與浮云齊’者也。”此言清河王懌之樓，非高陽王雍也。衒之引古詩句比喻樓之高，並非以此樓當之，更非解説古詩。（余嘉錫：《四庫提要辨證》；范祥雍：《洛陽伽藍記校注》）
4.此書凡記伽藍者為正文，涉及官署者為注文。其所載時人之事蹟與民閒故事，及有衒之案語者，亦為注文。（周祖謨：《洛陽伽藍記校釋》）
吳地記一卷附後集一卷（江蘇巡撫採進本）
舊本題唐陸廣微撰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作一卷，與今本合。書中稱：“周敬王六年丁亥，至今唐乾符三年庚申，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”，則廣微當為僖宗時人。然書中“虎疁”一條稱“唐諱虎，錢氏諱鏐，改為滸墅”。考《五代史·吳越世家》，乾符二年，董昌始表錢鏐為偏將。光啟三年，始拜鏐左衛大將軍、杭州刺史。景福二年，始拜鏐為鎮海軍節度使、潤州刺史。乾寧元年，始加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二年始封鏐為彭城郡王。天祐元年，封吳王。至朱温篡立，始封鏐為吳越王。安得於乾符三年以董昌一偏將能使人諱其嫌名？且乾符三年亦安得預稱吳越？至錢俶於宋太平興國三年始納土入朝，當其有國之時，蘇州正其所隸，豈敢斥之曰“錢氏”？尤顯為宋人之辭。則此書不出廣微，更無疑義1。王士禎《香祖筆記》嘗摘其“語兒亭”、“馮驩宅”、“公孫挺2、陳開疆、顧冶子墓”三條，又摘其“琴高宅”一條。於地理事實，皆為舛繆。又案乾符三年歲在丙申，實非庚申3。上距周敬王丁亥僅一千三百九十年，實非一千八百九十五年，於年數亦復差誤。觀其卷末稱：“纂成圖畫4，以俟後來者添修”，而此本無圖，前列吳、長洲、嘉興、崑山、常熟、華亭、海鹽七縣，而後列吳縣、長洲縣事為多。殆原書散佚，後人採掇成編，又竄入他説以足卷帙，故譌異若是耶？以今世所行别無善刻，故姑仍吳琯此本錄之，以存梗概，而附訂其牴牾如右。又《吳地記後集》一卷5，蓋續廣微之書者，不著撰人名氏。前有題詞，稱：“自唐王郢叛亂，市邑廢毁，或傳記無聞，或廢興不一。謹採摘縣錄，據圖經，選其確實者列於卷後”。所記建置年號止於祥符元年，疑北宋人作。舊本附錄，今亦併存備考焉。
【彙訂】
1.《總目》據書中“虎疁”一條所云，斷言此書不出廣微，應為宋人所作。然逐一分析《吳地記》全文，便可發現除“虎疁”及“續添”二條外，其餘各條所記均系唐及唐以前之事，而不載五代及宋事。例如羅城條系唐乾符三年（876）年作，各條記事下限止於唐會昌四年（844）。又唐天寶（742—756）以後，蘇州領吳、長洲、崑山、常熟、海鹽、華亭、嘉興七縣。後梁開平三年（909），始置吳江縣。後晉天福（936—944）中，以嘉興、海鹽、華亭置秀州。隸蘇者僅吳、長洲、崑山、常熟、吳江五縣（《吳郡圖經續記》卷上《封域》，《新唐書》卷四一《地理志》，《舊五代史》卷一五〇《郡縣志》）。《吳地記》載列吳、長洲等七縣，而不載五代時分置吳江及秀州事。再如古之流水寺，北宋雍熙（984—987）中改為雍熙寺（《吳郡圖經續記》卷中《寺院》）。古之重玄寺，“入國朝（宋）為承天寺”（《吳郡志》卷三一《府郭寺》）。《吳地記》亦僅錄重玄寺、流水寺之名，而不言改名之事及新名。這都説明除“虎疁”、“續添”二條外，此書應出自唐人而非宋人之手。又“虎疁”條前後文字，系引自古書。其文云：“秦始皇東巡，至虎丘，求吳王寶劍。其虎當墳而踞。始皇以劍擊之，不及，誤中於石，遺蹟尚存。其虎西走二十五里，忽失於今虎疁。唐諱虎，錢氏諱疁，改為滸墅。劍無復獲，乃陷成池”。只須細讀上述引文一過，便可知“唐諱虎”至“改為滸墅”一句和“遺蹟尚存”四小字均為後人所加之夾註。前者後因輾轉傳抄，遂誤入正文。據此後人之注，顯然無法否定此書為唐人所撰之成説。《水經注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史記三家注》所引《吳地記》條目内容與宋人如《太平寰宇記》、范成大《吳郡志》所引大多相同，則早在晚唐陸廣微之前已自成書。《吳地記》的主要内容雖成文於唐代，但卻出自不同時期人之手。如唐於天寶十年（751）置華亭縣（紹熙《云閒志》卷上《封域》），又於大曆十三年（778）二月升蘇州為雄州（《唐會要》卷七〇《州縣分望道》）。《吳地記》記華亭建縣和蘇州升為望州，卻不載蘇州由望升雄州事。其部分内容應出自天寶十載至大曆十三年閒人之手。又如《吳地記》載會昌四年（844）崑山升為望縣，海鹽升為緊縣事（《唐會要》卷七〇《州縣分望道》，《吳地記》所載脱“望”、“緊”二字）。其文應系會昌四年或四年以後人所作。再如羅城條，則成文於乾符三年（876）。蘇州刺史張搏於該年重修羅城（《吳郡圖經續記》卷下《往蹟》，《吳地記後集》），“删修《吳地記》，並畫郡圖”（《永樂大典》卷二三六九所引盧熊《蘇州府志》卷二一《牧守題名》）。羅城條是介紹羅城“圖畫”的説明文字，末有“以俟後來者添修”之語，應出自乾符三年删修者之手。由上所述，可知《吳地記》的基本内容是天寶十年至大曆十三年，會昌四年至乾符三年閒郡人陸廣微等人所作（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八《地理類》）。乾符三年，曾經張搏删修。“續添”條系後梁開平三年或三年以後人所續添。“虎疁”條乃宋人所作之注。他本《吳地記》羅城條下“又至大宋淳熙十三年丙午，總二千二百十五年”之句，則為淳熙十三年（1186）南宋人所增入。這是一部歷經多人之手，經長期不斷添修而成的古代志書。（張國淦：《中國古方志考》；曹林娣：《吳地記校注序》；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提要考辨》）
2.“公孫挺”，《香祖筆記》卷四引《晏子春秋》作“公孫捷”。據吳則虞《晏子春秋集解》之校記，公孫之名，古籍或作“捷”，或作“接”，系音近異寫，作“棲”者，為形近譌字。“挺”字亦應系形近而譌，當作“捷”。（楊武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）
3.文淵閣《四庫》本及《四庫》底本吳琯《古今逸史》本“羅城”條均曰“乾符三年丙申”，而非“庚申”。又“虎疁”條皆云“錢氏諱疁”而非“諱鏐”。（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提要考辨》）
4.“圖畫”，殿本作“圖書”，誤，參《吳地記》卷末題語原文。
5.和《吳地記》相似，《後集》亦出自不同時代人之手。《後集》首載分置吳江縣和秀州，以及太平興國二年（977）錢氏改號，“本朝”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崑山昆福禪院改名慧巖禪院事（又見《玉峯志》卷下《寺觀》）。全篇除元代元貞元年（1295）二條外，所記建置年號止於大中祥符三年，所言多雍熙、至道、景德、大中祥符中事。其文系“採摘《縣錄》，據《圖經》（成書於大中祥符年閒）”而成。如常熟縣“郡《圖經》舊十有二鄉……《元豐九域志》並為九鄉”（《琴川志》卷二《鄉都》），《後集》即據《圖經》作十二鄉。其基本部分應成文於祥符三年或三年以後。復由其不載天禧五年（1021）“詔重修”神景宫，改名靈祐觀事（《吳郡圖經續記》卷中《宫觀》），可知其主幹部分系祥符三年至天禧五年閒人選摘《縣錄》和蘇州《圖經》而成。《後集》未引元豐閒成書的《元豐九域志》和《吳郡圖經續紀》，收錄了《元豐九域志》所不載，元豐時已廢的吳縣社下、洞庭二鎮名。其文載天聖（1023－1032）初孫冕所建“孫老橋”之名（《吳郡圖經續記》卷中《橋梁》，《吳郡志》卷一七《橋梁》），但不載常熟乾元觀政和（1111－1118）閒改名致道觀事（《琴川志》卷十《宫觀》），其部分内容當成於天聖至元豐閒。又其所記廂軍崇節，得名於熙寧二年（1069）；所記宣毅，始置於慶曆元年（1041），並於熙寧三年十二月改名威果（《玉海》卷一三九《兵制》，咸淳《毘陵志》卷一二《廂軍》，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一三一慶曆元年二月辛丑條，《宋史》卷一八八《禁軍下》）。據此，可知以上各條系熙寧二至三年所增入。又吳縣、長洲“續添橋梁”二條載列“盧提刑”、“朱面力宅前”、“承天寺後、寺前”、“天慶觀”、“吳王”、“天宫寺”等橋名。盧提刑橋因廣南提刑盧革宅而得名。革，德清人，元豐中告老，退居於吳（《吳郡志》卷一七《橋梁》、卷二五《盧秉傳》），橋得名應在其告老寓吳之後。其名南宋時仍沿而未改。朱面力宅前橋因面力宅而得名。面力於崇寧（1102－1106）、大觀（1107－1110）閒得官，政和中得勢，靖康元年（1126）被抄家並伏誅，其家被竄於海島，宅地後為張俊家所占（《吳郡志》卷五〇《雜誌》，《中吳紀聞》卷六《朱氏盛衰》，《宋史》卷四七〇《朱面力傳》）。可見該橋應得名於崇觀至政和閒。橋名不見於《吳郡志》記載，南宋時已廢。又政和八年（1118），宋政府因趙野所言，下令禁用“天”、“君”、“王”、“聖”等字（《宋會要輯稾·刑法》二之七二），寺觀、橋梁之名亦在禁止之列。從明州承天院“宣和時改能仁院”（紹定《四明志》卷一《寺院》），以及平江府承天寺因此而改名能仁寺來看（《吳郡志》卷三一《府郭寺》，《中吳紀聞》卷三《易承天為能仁寺》），當時該地曾貫徹、執行這一禁令。所以《後集》“續添橋梁”所載“承天寺後、寺前”、“天慶觀”等橋，《吳郡志》分别作“能仁寺後橋”、“能仁寺東橋”和“宫橋”（卷一七《橋梁》，《宋平江城坊考》卷四《東北隅》）。其所載“吳王”、“天宫寺”諸橋，《吳郡志》或不載其名，或因後人回改，有“天宫寺前橋”、“天宫寺西橋”之名。以上禁令曾得到落實這一事實表明，上述“承天寺後、寺前”諸橋之名只通用於政和八年及八年以前。復綜合“盧提刑”、“朱面力宅前”二橋的沿革來看，“續添橋梁”二條應系徽宗崇觀政和閒人所續增。此外，“大元元貞元年”長洲、吳縣移治及玄妙觀二條，當為元貞元年或元年以後人所增補。又，文淵閣本及四庫底本吳琯《古今逸史》本《後集》所記建置年號止於祥符三年。（張國淦：《中國古方志考》；曹林娣：《吳地記校注序》；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提要考辨》）
長安志二十卷（兩淮馬裕家藏本）
宋宋敏求撰。敏求有《唐大詔令》，已著錄。是編皆考訂長安古蹟1。以唐韋述《西京記》疏略不備，因更博採羣籍，參校成書。凡城郭、官府、山川、道里、津梁、郵驛，以至風俗、物產、宫室、寺院，纖悉畢具。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時士大夫第宅所在，皆一一能舉其處，粲然如指諸掌。司馬光嘗以為考之韋《記》，其詳不啻十倍。今韋氏之書久已亡佚2，而此《志》精博宏贍，舊都遺事藉以獲傳，實非他地志所能及。程大昌《雍錄》稱其“引類相從，最為明晰。然細細校之，亦不免時有駁復。如曲臺既入《未央》，而又入之《三雍》，是分一為二矣3。長門宫在都城之外長門亭畔，而列諸長信宫内，則失其位置矣4。況宫殿園囿又多空存其名，不著事蹟，則亦無可尋繹矣”云云5。其説雖不為無見，實則淩云之材，不以寸折為病也。敏求尚有《河南志》，與此凡例稍異，而並稱贍博，今已不存6。又楊慎《丹鉛錄》謂杜常《華清宫詩》見《長安志》，詩中“曉風”乃作“曉星”，檢今本實無此詩。蓋慎喜偽託古書，不足為據，非此《志》有所殘闕。惟晁公武《讀書志》載有趙彥若序，今本無之，則當屬傳寫佚脱耳7。
【彙訂】
1.書中亦有記載宋代之事而非皆考訂古蹟。（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提要辨證》）
2.韋述《西京新記》傳世有日本尊經閣藏金澤文庫抄本，僅存卷三殘一卷。（福山敏男：《兩京新記解説》）
3.《總目》所引見於《雍錄》卷一《長安志》，而卷二《曲臺》又云曲臺“凡三出，其一則在《未央》，其一則列乎《三雍》之次，又其一則雜敘在《宫館》之數”，與卷一所言不同。其實《長安志》卷三《總敘宫殿苑囿》又載“曲臺宫”一名。四處“曲臺”分别為不同時代、地點的不同地名，而非分一為二，或誤分為三。（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提要辨證》）
4.據《長安志》卷四《長信等五宫》，長門宫、鉤弋宫均在漢長安城外，與長信宫並列而非相容。（同上）
5.“亦”，殿本脱，據《雍錄》卷一《長安志》條原文。
6.徐松曾自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宋敏求《河南志》，光緒中繆荃孫始將此書付梓，分為四卷。此《河南志》與《長安志》凡例大同小異，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八所云“二書凡例微不同”相吻合。今本《河南志》除極少數條文系元人增入外，記事下止於宋仁宗嘉祐四年（1059），也與宋氏之書完成於皇祐以後仁宗末葉相符。（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提要辨證》）
7.明成化四年郃陽草堂刊本《長安志》二十卷，其趙序尚存。文淵閣《四庫》本亦列趙序。（楊紹和：《楹書隅錄》；辛德勇：《考<長安志><長安志圖>的版本——兼論吕大防<長安圖>》）
洛陽名園記一卷（兩江總督採進本）
宋李格非撰。格非字文叔，濟南人。元祐末為國子博士。紹聖初進禮部郎，提點京東刑獄，以黨籍罷。是書記洛中園囿，自富弼以下凡十九所。格非自跋云：“天下之治亂，候於洛陽之盛衰；洛陽之盛衰，候於園囿之興廢1。”蓋追思當時賢佐名卿勳業盛隆，能享其樂，非徒誇臺榭池館之美也2。《書錄解題》、《郡齋讀書志》俱載李格非撰，惟《津逮祕書》題曰華州李廌。考邵博《聞見後錄》第十七卷全載此書，不遺一字，題標格非之名。同時之人，不應有誤，知毛晉之誤題審矣。王士禎《居易錄》記是書，前有紹興中張琰德和序，首曰“山東李文叔”云云，此本亦佚之。殆又後人因標題姓名與序不符，而刊除其文歟？
【彙訂】
1.“天下之治亂”云云乃書後河南邵博記中語。（胡玉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》）
2.“美”，殿本作“樂”，疑誤。
雍錄十卷（大學士于敏中採進本）
宋程大昌撰。大昌有《古周易占法》，已著錄1。是編考訂關中古蹟，以《三輔黄圖》、《唐六典》、宋敏求《長安志》、吕大防《長安圖記》及紹興《祕書省圖》（案書中稱“閣圖”者，即《祕書省圖》）諸書，互相考證。於宫殿山水都邑，皆有圖有説。謂：“《三輔黄圖》由唐人增續，初非親生漢時，目睹漢事2”，故隨事立辨，不以其名古而不敢置議。《長安志》最為明晰，然亦時有駁復。吕大防《圖》：“凡唐世邑屋宫苑已自不存。特其山川地望，悉是親見，今故本而言之。”若與古記不合，亦復訂正。其參校亦可謂勤矣。今考其書，如函谷關參都邑之中，太子宫序職官之次，地圖之後忽列書目數條，都邑之前忽出山名一處3，驟然尋之，不得端緒，體例稍為叢雜。又《集古》諸錄所列碑刻，自《獵碣》以外，罕登記載。《考古圖》有輦酌宫，亦不著其名。蓋但憑圖籍而未考金石之文，故未免於疏漏。然其蒐羅既富，辨證亦詳，在輿記之中固為最善之本也4。明代陝西諸志皆號有法，其亦以是數書者在前歟？考大昌之時，關中已為金土，而隔越江表，為鄰國著書，殊為無謂。蓋孝宗銳意恢復，有志中原。大昌所作《北邊備對》一書，即隱寓經略西北之意。此書猶此志焉耳5。第五卷中特創“漢、唐用兵攻取守備要地”一圖6。其圖説多舉由蜀入秦之蹟，與郭允蹈《蜀鑑》所謂“由漢中取關、陝”者，大旨相合7。其微意固可見矣。
【彙訂】
1.程大昌從未撰《古周易占法》，《總目》所著錄大昌《禹貢論》等諸書提要皆云“大昌有《易原》，已著錄”，《總目》卷三《易原》下有程迥《周易古占法》。
2.此書卷一《三輔黄圖》云：“今世所傳《三輔黄圖》”，“非古書矣”。“今圖蓋唐人增續成之，初非親生漢時，目擊漢事者也。”脱“今”字則失其本意。
3.“忽”，殿本作“突”。
4.“最善之本”，殿本作“善本”。
5.此書卷九《歧陽石鼓文七》載“紹熙辛亥（二年）”時事，其時孝宗早已放棄恢復中原之計畫，且已禪位於光宗。《北邊備對》作於光宗時，所記系塞外而非中原、關陝或西北山川，亦非為孝宗恢復中原、攻取關陝而作。
6.文淵閣《四庫》本、《古今逸史》本均作《漢唐用兵攻取守避要地》。
7.此書卷五之圖説共載九事，皆非“舉由蜀入秦之蹟”。《蜀鑒》作於端平三年（1236），是年十月，蒙古軍已攻佔成都等蜀地數十州府，其著書直接目的即“護蜀”、“保蜀”，僅卷三《漢諸葛忠武侯北伐》等極少篇幅言及由漢中北伐關隴事。（李裕民：《四庫提要訂誤》增訂本；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提要辨證》）
洞霄圖志六卷（浙江孫仰曾家藏本）
宋鄧牧撰。牧字牧心1，錢塘人。宋亡後，隱居屏蹟，惟與謝翱友善。翱臨終時，牧適出游，翱絕筆詩所謂“九鎖山人歸不歸”者，即為牧作，其志趣可以想見矣。洞霄宫在餘杭縣大滌洞天，巖壑深秀，為七十二福地之一。宋世嘗以舊宰執之奉祠者領提舉事。政和中，唐子霞作《真境錄》紀其勝，後不傳。端平閒有《續錄》，今亦無考。牧於大德己亥入洞霄，止超然館，住持沈多福為營白鹿山房居之。遂屬牧偕本山道士孟宗寶蒐討舊籍，作為此《志》。凡六門，曰宫觀2，曰山水，曰洞府，曰古蹟，附以異事，曰人物，分列仙、高道二子目，曰碑記，門各一卷。前有元教嗣師吳全節及多福二序，後有錢塘葉林、台州李洧孫二跋。牧文章本高曠絕俗，故所錄皆詳略有法。惟不載宋提舉官姓名，近時朱彝尊始作《記》以補之。然宋代奉祠，率皆遙領，與兹山古蹟不甚相關。正如魏、晉以下之公侯，名繫郡縣，而事殊茅土。志乘之中，載之不為贅，削之亦不為闕也。牧成此書在大德乙巳，至明年丙午春而牧卒。此書第五卷後附住持、知宫等題名，有及丙午六月後事者，疑為道流所增入。又《人物門》有牧及葉林二傳，前題“續編”二字，亦不知續之者為誰。舊本所有，姑並存之。又書稱《圖志》，而此本乃有志無圖。當為傳寫所脱佚，無可校補，亦姑仍其闕焉。
【彙訂】
1.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沈多福序稱：“余懼靈蹟奇聞，久將堙沒，遂俾道士孟宗寶、隱士鄧牧心相與蒐羅舊籍，詢咨故老，考訂作《洞霄圖志》。”至大三年吳全節序亦云：“道士孟集虚出所編《洞霄圖記》……是編行乎世，集虚於兹山之功亦懋矣。”可見此書為鄧牧與孟宗寶合編。（李裕民：《四庫提要訂誤》增訂本）
2.底本“觀”上有“曰”字，據殿本删。此書卷一為《宫觀門》。
長安志圖三卷（安徽巡撫採進本）
元李好文撰1。好文字惟中，東明人。至治元年進士，官至光祿大夫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。致仕，給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。事蹟具《元史》本傳。此書結銜稱陝西行臺御史。考本傳稱好文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2，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，尋遷河東道廉訪使。又稱至正四年仍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3，六年始除侍講學士。此書蓋再任陝西時作也4。自序稱圖舊有碑刻，元豐三年吕大防為之跋，謂之《長安故圖》。蓋即陳振孫所稱《長安圖記》，大防知永興軍時所訂者5。好文因其舊本，芟除譌駁，更為補訂，又以漢之三輔及元奉元所屬者附入。凡漢、唐宫闕陵寢及渠涇沿革制度皆在焉，總為圖二十有二6。其中渠涇圖説，詳備明晰，尤有裨於民事。非但考古蹟，資博聞也。本傳載所著有《端本堂經訓要義》十一卷，《歷代帝王故事》一百六篇，又有《大寶錄》、《大寶龜鑒》二書，而不及此《圖》。《元史》疏漏，此亦一端矣。此本乃明西安府知府李經所鋟，列于宋敏求《長安志》之首，合為一編。然好文是書本不因敏求而作，强合為一，世次紊越。既乖編錄之體，且《圖》與《志》兩不相應，尤失古人著書之意。今仍分為二書，各著於錄。《千頃堂書目》載此編作《長安圖記》，於本書為合。此本題曰《長安志圖》，疑李經與《長安志》合刊，改題此名7。然今未見好文原刻，而《千頃堂書目》傳寫多譌，不盡可據。故今仍以《長安志圖》著錄，而附載其異同於此，備考核焉。
【彙訂】
1.據書名下題曰：“河濱漁者編類圖説，前進士頻陽張敏同校正”，可見除河濱漁者（李好文）外，參與編校者尚有張敏。（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補正》）
2.“除”，殿本作“自”。
3.《元史》卷一八三《李好文傳》云：“（至正）四年，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，未行，改禮部尚書，與修遼、金、宋史，除治書侍御史，仍與史事。俄除參議中書省事，視事十日，以史故，仍為治書。已而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……”至正四年十一月阿魯圖等所上《進〈〈金史〉表》及《修史官員》，至正五年十月阿魯圖等所上《進〈宋史〉表》及《修史官員》，亦均載治書侍御史李好文之名。可知至正五年十月後好文才有可能出任陝西行臺治書。（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補正》）
4.《長安志圖》初稾當成於至正二年，李好文再任陝西時可能又做了一些補充。卷首李好文自序作於至正二年秋九月朔，初任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。同年冬，唐兀人必申達為《涇渠圖説》作有序言，説明此時《長安志圖》應該完成初稾，或是初步完成了卷下《涇渠圖説》。但卷下《建言利病》部分記載有承務郎、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宋秉亮向朝廷的“建言”。據《元史·河渠志》的記載，宋秉亮向朝廷“建言”的時閒是至正三年，這份“建言”應當是李好文再任西臺為《長安志圖》做補充時增補的内容，説明《長安志圖》並不是一次完稾的。（辛德勇：《考<長安志><長安志圖>的版本——兼論吕大防<長安圖>》；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補正》；陳廣恩：《關於<長安志圖>的幾個問題》）
5.據此書卷上所引吕大防題記，“長安故圖”乃所據考證之資料，而非著述之名。（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補正》）
6.好文附入之圖除“漢之三輔及元奉元所屬者”外，尚有繪錄漢代長安、名勝、古蹟、唐代帝陵和水利之圖。原有圖二十二幅，文淵閣《四庫》本目錄脱《奉元州縣圖》、《唐宫城坊市總圖》、《唐宫圖》和《唐京城坊市圖》，僅餘十八圖。其卷内因析《唐昭陵圖》為二，實有圖十九幅。又據卷下所載，“《渠涇圖説》”應為《涇渠圖説》之誤。（同上）
7.此書文淵閣《四庫》本卷首李好文自序云：“名之曰《長安志圖》，明所以圖為志設也。”好文同年吳師道《禮部集》卷十八有《〈長安志圖〉後題》。《皕宋樓藏書志》卷三三著錄影寫元刊本題作《長安志圖》。明成化四年、嘉靖十一年李經刊本和清乾隆四十九年刊本均題曰《長安志圖》。《千頃堂書目》作《長安圖記》，當系傳寫致誤。又成化四年刊本已為《長安志圖》、《長安志》合刊，非始於李經，李經亦未改題書名。（楊紹和：《楹書隅錄》；辛德勇：《考<長安志><長安志圖>的版本——兼論吕大防<長安圖>》；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補正》）
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（河南巡撫採進本）
明李濂撰。濂有《祥符先賢傳》，已著錄。是書以歷代都會皆有專志，獨汴京無之，又宋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蕪穢猥瑣無足觀（案元老書記風俗瑣事，與地志體殊，此語過當，謹附訂於此），遂摭拾舊聞，編次成帙。義例整齊，頗有體要。徵引典核，亦具見根據。在輿記之中，足稱善本。雖其精博辨晰不及《長安志》、《雍錄》諸書，而自朱梁以迄金源1，數百年閒建置沿革之由、興廢存亡之蹟，皆為之彙考臚編。略存端緒，亦復粲然如指諸掌2。宋敏求《東京記》今已不傳，得濂此書，亦足以補其闕矣。
【彙訂】
1.“朱梁”，殿本作“宋梁”，誤，書前自序云：“獨吾汴自五代以迄於宋，久為帝都，而紀載之書無聞焉。”
2.“諸”，殿本無。
武林梵志十二卷（浙江汪汝瑮家藏本）
明吳之鯨撰。之鯨字伯裔，錢塘人。萬曆己酉舉人1，官浮梁縣知縣。是編以杭州梵刹盛於南宋，至明而殘廢者多。恐遺蹟漸湮，乃博考乘牒，分城内、城外、南山、北山及諸屬縣，凡得寺院四百二十六所，俱詳志創置始末及其山川形勝。後分《天朝寵錫》、《宰官護持》、《古德機緣》、《歷代勳績》四門，備紀名流勝蹟、高僧支派。各編小傳，序錄井然，頗有條理。其中採輯宋、元、明人詩文，如《仙林、崇先二寺記》見曹勛《松隱集》，《智果寺記》見徐一夔《始豐稾》2，而《志》俱失載，不免稍有脱漏3。又如宋張敦禮捨鐘之法云寺，非杭之法云寺，而以名同誤入。又撰《法相寺碑記》者前作范楷，後作沈楷，亦有駁文。然其蒐剔幽隱，實多《武林遺事》、《西湖游覽志》所未載。如《明遠堂詩》次於蘇軾諸作之後，而《東坡集》無之，張九成《喻彌陀塔銘》亦不見於《横浦集》。張伯雨《天池樓詩》與本集互異，可以參考。其遺聞軼事亦足為考古談藝之資，正不徒為伽藍增故實矣。
【彙訂】
1.“萬曆己酉”，殿本作“萬曆中”。
2.“《始豐稾》”，殿本作“《始豐集》”，誤，徐一夔《始豐稾》卷七有《重修智果寺記》。
3.“脱漏”，殿本作“漏脱”。
江城名蹟二卷（江西巡撫採進本）1
國朝陳宏緒撰。宏緒字士業，新建人。明末以薦授晉州知州。時劉宇亮以閣臣督師，欲移兵入晉州。宏緒拒不納，坐謫為湖州府經歷。鼎革後終於家。是書以南昌省會為南昌、新建二縣地，因考其名蹟。以城之内外為限，凡去城遠者則不及。多詳於樓觀、祠宇、梵刹、園亭之類，卷上為《考古》，卷下為《證今》。自序謂：“古與今不以時代為斷，而一以興廢存亡為斷。”蓋事皆目歷，非徒案籍而登也。宏緒文章淹雅，在明末號能復古。故作是書，敘次頗有條理，考證亦多精核。惟喜載雜事，多近小説。且多曼衍旁涉，如“天寧寺”條下載寺僧淫褻之類，頗乖大雅，亦非地志之體。是則體例未嚴，不免為白璧之瑕矣。
【彙訂】
1.文淵閣《四庫》本為四卷，書前提要不誤。（沈治宏：《中國叢書綜錄訂誤》）
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（兩淮鹽政採進本）
國朝顧炎武撰。炎武有《春秋杜解補正》，已著錄。案《爾雅》“營州”，孫炎注以為殷制1，孔穎達《尚書疏》謂舜十二州有營州，殷本虞制，分青州地為之。凡在遼水東者，東至朝鮮之境，皆古營州地也。平州即今永平府，在虞時亦為營州地，秦時為右北平遼西地，後漢洎晉皆為遼西地。後漢末，公孫度自號平州牧，於是平州之名始見於史。炎武遊永平時，郡人以志屬之。炎武未應其求，因摭古來營、平二州故實，纂為六卷付之，題曰《營平二州史事》。今其書不存。此本出自惠棟紅豆齋2，惟載二州古地名，至五代而止。又僅一卷，意其為六卷之一也3。其中“卑耳之谿”一條，既引《管子》，最後一頁又載“俞兒”一事全文。當是隨筆雜鈔，失於删削。不但非其完書，並為未定之稾本矣。然炎武嫻於地理，所纂述多可依據。書雖殘闕，要於考證之學不為無補焉。
【彙訂】
1.“以”，殿本無。
2.“本”，殿本作“書”。
3.六卷本迄於元至正而止，當别為一書。（王蘧常：《顧亭林著述考》）
金鼇退食筆記二卷（大學士英廉購進本）1
國朝高士奇撰。士奇有《春秋地名考略》，已著錄。是編乃其康熙甲子官侍講學士，入侍内廷時所作。前有自序，稱：“自丁巳賜居太液池之西，朝夕策馬過金鼇玉蝀橋，望苑中景物，七閱寒暑。退食之頃，偶訪曩時舊制，約略得之傳聞者，又仿佛尋其故址2。離宫别館，廢者多矣。脱復十數年老監已盡，遺蹟漸湮，無以昭我皇上卑宫室、約園囿之儉德，因率筆記之。詳於西而略於東，以所居在苑西故也。紀其興廢而復雜以時事，欲見昭代之盛，存為太平佳話也3。”又稱：“衙署監局，載在會典者不書，訪問未確者不書，外人所罕窺者亦不敢書。”蓋其時距明末僅四十年4，前朝宦豎存者猶多，士奇出入禁廷，得以詢訪。又久寓其旁，朝夕考校，故所記往往可據。朱彝尊《日下舊聞》多採掇之。今奉詔考定彝尊之書，徵據詳明，纖悉必備，此編已在包括之中。顧其草創記錄之功5，亦不可沒。故仍錄存之6，以備參稽焉。
【彙訂】
1.“大學士”，殿本作“刑部尚書”。
2.底本“又”上有“而”字，據自序原文及殿本改。
3.“佳話”，殿本作“嘉話”，誤，參自序原文。
4.“僅”，殿本無。
5.“顧”，殿本作“然”。
6.“故”，殿本無。
石柱記箋釋五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鄭元慶撰。元慶字芷畦，歸安人。吳興山水清佳，自六朝以來稱東南名郡。自唐時刻有《石柱記》，樹之杼山，載其山川、陵墓、古蹟、古器甚詳。迨傳世既久，歲月、名字遂漫漶不可考。歐陽修作《集古錄》，以為筆畫奇偉，非顏真卿不能書。孫覺知湖州，聚境内碑碣，築墨妙亭貯之，凡三十二通，《石柱記》亦居其一。後人因府治卑濕，墨妙亭諸石盡取以填淤泥，而《石柱記》遂淪沒不復見。康熙辛巳，元慶重修府志既成，復訪得宋槧《石柱記》，為世所罕覯。惟湖州五縣，原本祇載其三。秀水朱彝尊乃依仿體例，摭德清、武康二縣事蹟，輯而補之。元慶採掇諸書，為之注釋。其徵據考證，頗為贍博。雖於一郡之勝，尚未能包括無餘，而軼典遺詞，其梗概亦已略具。固亦徵文考獻者所不廢矣。
關中勝蹟圖志三十二卷（陝西巡撫採進本）
乾隆四十一年巡撫陝西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沅所進也。關中為雍州舊壤，班固所稱“神皋奧區”，周、秦、漢、唐並建都作邑，遺聞舊事見於典籍者至多。可以循覽前編1，考求故址。而河山表里，形勢尤雄，奇蹟靈蹤，亦往往而在。諸家撰述之存於今者，《三輔黄圖》以下如宋敏求《長安志》、程大昌《雍錄》、李好文《長安志圖》、何景明《雍大記》、李應祥《雍略》之類。未易一二殫數。而山水游記、郡邑志乘尚不與焉2。然體例各殊，純駁互見，披圖案籍，牴牾實繁，未有薈稡羣言，歸於畫一者。我國家醲化覃敷，桐生茂豫3，周原邠土4，慶告屢豐。華岳之祠，太白之湫，俱仰荷宸翰褒題，光燭霄宇。其秦、漢涇渠故道，亦皆次第興修。守土之臣得乘邊圉寧謐、民氣和樂之餘，行部川原，詢求舊蹟。訂譌釐舛，勒成是編，以上呈乙覽。視儒生著述，披尋於斷碑碎碣之閒，研索於脱簡殘編之内者，其廣狹固有殊矣。其書以郡縣為經，以地理、名山、大川、古蹟四子目為緯，而以諸圖附於後。援據考證，各附本條，具有始末。臣等謹為錄副，登諸祕閣，亦古者郡國地志藏在太史之義也。
【彙訂】
1.殿本“可”上有“多”字。
2.“郡邑”，殿本作“州郡”。
3.“桐”，底本作“羣”，據殿本改。《漢書·禮樂志》：“朱明盛長，敷與萬物，桐生茂豫，靡有所詘。”
4.“邠”，殿本作“豳”。
右地理類“古蹟”之屬，十四部，一百二十五卷，皆文淵閣著錄。
南方草木狀三卷（兩江總督採進本）
晉嵇含撰。含事蹟附載《晉書·嵇紹傳》。考《隋志》、《舊唐志》俱有含集十卷（《隋志》云其集已亡，但附載《郭象集》下，《舊唐志》仍著錄），而不載此書，至《宋志》始著錄。觀此書載指甲花自大秦國移植南海1，是晉時已有是花。而唐段公路《北户錄》乃云指甲花本出外國，梁大同二年始來中國。知公路未見此書，蓋唐時尚不甚顯，故史志不載也。諸本但題“譙國嵇含”，惟宋麻沙舊版前題曰“永興元年十一月丙子，振威將軍、襄陽太守嵇含撰”云云。載其年月仕履，頗為詳具。蓋舊本如是，明人始刊削之。然《晉書·惠帝本紀》，永寧二年正月，改元永安，七月改建武，十一月復為永安。十二月丁亥，立豫章王熾為太弟，始改永興。是永興元年不得有十一月。又永興二年正月甲午朔，以干支推之，丙子當在上年十二月中旬，尚在改元前十二日，其時亦未稱永興。或其時改元之後，併十二月、一月皆追稱永興，而輾轉傳刻，又誤十二月為十一月歟？惟《隋志》稱廣州太守嵇含，而此作襄陽太守。考書中所載，皆嶺表之物，則疑“襄陽”或誤題也。其書凡分草、木、果、竹四類，共八十種。敍述典雅，非唐以後人所能偽，不得以始見《宋志》疑之。其本亦最完整2。蓋宋以後花譜、地志援引者多，其字句可以互校，故獨鮮譌闕云。
【彙訂】
1.“大秦”，殿本作“大泰”，誤，此書卷中載“指甲花……亦胡人自大秦國移植於南海”。
2.今本《南方草木狀》全部八十條中有六十餘條均自《太平御覽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齊民要術》、《證類本草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嶺表錄異》、《北户錄》、《投荒雜錄》等書中抄出，以宋人陸佃《埤雅》為最晚。其利用前書編綴成文的情況可分為綜合、全抄、摘抄、承誤、增飾五種。北宋以前文獻徵引之《南方草木狀》與今本毫不相干，實皆徐衷《南方草物狀》之誤題。今本《南方草木狀》最早著錄於南宋尤袤《遂初堂書目》（成書於1174～1189），書中“楨桐花”等六條内容最早為陳景沂《全芳備祖》（成書於1225年左右）所徵引，後又著錄於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（成書於1241～1252），再後為《百川學海》叢書（成書於1265～1274）首次收入，亦可證今本成書時閒當在南宋初。（陳連慶：《今本<南方草木狀>研究》；繆啟愉：《<南方草木狀>的諸偽蹟》；邱澤奇：《漢魏六朝嶺南植物“志錄”考略》）
荆楚歲時記一卷（兩江總督採進本）
舊本題晉宗懍撰，《書錄解題》作梁人。考《梁書·元帝本紀》載承聖三年秋七月甲辰，以都官尚書宗懍為吏部尚書。又《南史·元帝本紀》載武陵之平1，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鄴。宗懍、黄羅漢皆楚人，不願移。此書皆記楚俗，當即其人。舊本題晉人，誤也。唐、宋《志》皆作一卷，與今本合。而《通考》乃作四卷。考《書錄解題》載懍自序曰：“傅元〔玄〕之《朝會》，杜篤之《上巳》，安仁《秋興》之敘，君道《娛蜡》之述，其屬辭則已洽，其比事則未宏。率為小説，以錄荆楚歲時風物故事。自元日至除日，凡二十餘事。”然則必無四卷，知《通考》為傳寫之譌。又檢今本實有三十六事，並知陳振孫所記懍序亦以“三”字譌為“二”字2。然周密《癸辛雜識》引張騫乘槎至天河，見織女得支機石事，云出《荆楚歲時記》，今本無之3。則三十六事尚非完本也。其注相傳為隋杜公瞻作，故多引開皇中杜臺卿《玉燭寶典》。然《唐志》“宗懍《荆楚歲時記》一卷”下，又出“杜公瞻《荆楚歲時記》二卷”。豈原書一卷，公瞻所注分二卷，後人又合之歟？
【彙訂】
1.“載”，殿本無。
2.“二”下“字”字，殿本無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六著錄《荆楚歲時記》六卷，無《總目》所引之語，此乃《郡齋讀書志》之文。袁本《讀書志》雖作一卷，然衢本則作四卷，《文獻通考》即據衢本，非傳寫之譌。（余嘉錫：《四庫提要辨證》）
3.《癸辛雜識》前集所引《荆楚歲時記》只云張騫乘槎見織女牽牛，並無得支機石事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一所引有此事。（同上）
北户錄三卷（兩淮鹽政採進本）
唐段公路撰。《學海類編》作公璐，蓋字之譌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稱為宰相文昌之孫，則當為臨淄人。《學海類編》作東牟人，亦未詳所本。歷仕始末不可考。惟據書首結銜，知官京兆萬年縣尉。據書中稱咸通十年，知為懿宗時人而已1。是書當在廣州時作，載嶺南風土，頗為賅備，而於物產為尤詳。其徵引亦極博洽。如《淮南萬畢術》、《廣志》、《南越志》、《南裔異物會要》、《靈枝圖記》2、陳藏器《本草》、《唐韻》、郭緣生《述徵記》、《臨海異物志》、《陶朱公養魚經》、《名苑》、《毛詩義》、《船神記》、《字林》、《廣州記》、《扶南傳》諸書，今皆散佚，藉此得以略見一二3。即所引張華《博物志》，多今本所無，亦藉此以考證真偽。條下注文，頗為典贍，題“登仕郎前參軍龜圖撰”，不題其姓，似為公路之族。然《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不載其名，莫知其審矣4。《唐書·藝文志》作《北户雜錄》，疑傳寫誤衍一“雜”字5。其作三卷，與此本合。《學海類編》所載惟存一卷，凡物產五十一條，不為完本。曹溶所錄古書往往如是，不足深詰也。
【彙訂】
1.書中卷二“斑皮竹筍”條云：“公路乾符初經過夏口時，有人獻合歡筍於韋公尚書者……”可見所記最晚為僖宗乾符時。（李裕民：《四庫提要訂誤》增訂本）
2.“靈枝”，殿本作“荔枝”，誤。
3.“得以”，殿本無。《靈枝圖記》當作《靈芝園説》（卷一“紅蝙蝠”條），《名苑》當作《兼名苑》（共引五條），《毛詩義》當作《毛詩義疏》（卷一“孔雀媒”條、卷二“紅蝦杯”條）。所引佚書尚有劉欣期《交州記》、《交州異物志》、《玄中記》、《證俗音》、《洞冥記》、《三輔故事》、王隱《晉書》、《晉中興書》、《元和御覽》、《修文殿御覽》、《晉安帝記》、竺法真《登羅山疏》、熊氏《瑞應圖》、孫氏《瑞應圖》、《武陵記》、《稽聖賦》、《白澤圖》、魏武《四時食制》、《魏略》、《吳錄》、《永嘉記》、《宋紀》、顧啟期《婁地記》、梁武帝《小説》、《梁科律》、《梁簡文帝集》、《南雍州記》、《孝經援神契》、《萬歲曆》、《樓炭經》、《聲集》、《異苑》、陳仲弓《異聞記》、《無名詩集》、《會最》、《尚書中候》等。（李裕民：《四庫提要訂誤》增訂本）
4.據諸本所題，應作崔龜圖注，非段氏。（朱家濂：《讀四庫提要劄記》）
5.《遂初堂書目》亦作《北户雜錄》，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作《北户雜記》。（張守衛：《<直齋書錄解題>佚文八條》）
桂林風土記一卷（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）
唐莫休符撰。休符里貫未詳。作此《記》時，在昭宗光化二年，休符以檢校散騎常侍守融州刺史。其終於何官，亦莫能考也。此《記》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作三卷，今存者一卷。卷中目錄四十六條，今闕“火山”、“採木”二條。蓋殘闕之餘，非完書矣。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有此書跋云：“閩謝在杭小草齋所錄，舊藏徐惟起家。”跋稱獲自錢塘沈氏，是洪武十五年鈔傳。此本小草亭題識及洪武年月，與彝尊所言合，蓋即彝尊所見本也。彝尊跋又稱：“中載張固、盧順之、張叢、元晦、路單、韋瓘、歐陽臏、李渤諸人詩，向未著於錄，亟當發其幽光。”今觀諸詩外尚有楊尚書、陸宏休二首，亦唐代軼篇，為他書所未載1。今《全唐詩》採錄諸篇，即據此本。則其可資考證者，又不止於譜民風、記土產矣。
【彙訂】1.殿本“所”上有“之”字。
嶺表錄異三卷（永樂大典本）
舊本題唐劉恂撰。宋僧贊寧《筍譜》稱恂於唐昭宗朝出為廣州司馬。官滿，上京擾攘，遂居南海，作《嶺表錄》。陳振孫《書錄解題》亦云昭宗時人。然考書中云唐乾符四年，又云唐昭宗即位。唐之臣子宜有内詞，不應直稱其國號。且昭宗時人，不應預稱諡號。殆書成於五代時歟1？粵東輿地之書，如郭義恭《廣志》、沈懷遠《南越志》，皆已不傳。諸家所援據者，以恂是編為最古。而《百川學海》及《説郛》所載2，寥寥數頁，首尾不完。蓋僅從類書鈔撮數條，以備一種3。而恂之原本則已久佚。宋代《太平寰宇記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諸書徵引頗夥，然尚多挂漏。惟散見《永樂大典》者，條理較詳，尚可編次。謹逐卷裒輯，而佐以旁見諸書者，排比其文，仍成三卷，以復《唐志》之舊。雖《永樂大典》闕卷數函，無從考驗，或不免一二之遺，而證以諸書，似已十得其八九焉4。唐人著述，傳世者稀，斷簡殘編，已足珍惜。此更於放失之餘，復成完帙，使三、四百年博物君子所未睹者，一旦頓還其舊觀，彌足寶矣。恂書體例不可考，今不敢强為分門，僅使各以類聚，庶便省覽。其中記載博贍而文章古雅，於蟲魚草木所錄尤繁。訓詁名義，率多精核。葉廷珪《海錄碎事》釋《爾雅》“魁陸”，引此書“瓦隴”以證之。張世南《游宦紀聞》引郭璞《爾雅注》“犀有三角”之文，據此書稱“犀二角”以辨之。歷來考據之家，皆資引證，蓋不特圖經之圭臬，抑亦《蒼》、《雅》之支流。有裨小學，非淺鮮也。諸書所引，或稱《嶺表錄》，或稱《嶺表記》，或稱《嶺表異錄》，或稱《嶺表錄異記》，或稱《嶺南錄異》。核其文句，實皆此書。殆以舊本不存，轉相裨販，故流傳譌異，致有數名。惟《永樂大典》所題與《唐志》合。今特從之，以存其真焉。
【彙訂】1.書中未見晚於唐之内容。昭宗卒後，哀帝即位，至四年唐亡，哀帝時固可稱昭宗諡號。各家書目均題此書為唐人所作，宋趙與旹《賓退錄》卷三亦云：“《嶺表錄異》，唐之書也。”（李裕民：《四庫提要訂誤》增訂本）
2.《百川學海》未收此書，疑為《類説》之誤。（同上）
3.《説郛》本應系自原書摘錄，非從類書抄撮。（昌彼得：《説郛考》）
4.“焉”，殿本無。
益部方物略記一卷（江蘇巡撫採進本）1
宋宋祁撰。祁字子京，雍邱人。天聖二年進士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，諡景文。事蹟具《宋史》本傳2。是編乃嘉祐二年祁由端明殿學士、吏部侍郎知益州時所作。因東陽沈立所撰《劍南方物》二十八種，補其闕遺。凡草木之屬四十一，藥之屬九，鳥獸之屬八，蟲魚之屬七，共六十五種。列而圖之，各繫以贊，而附注其形狀於題下。贊居前，題列後，古書體例，大抵如斯，今本《爾雅》猶此式也。其圖已佚，贊皆古雅，蓋力摹郭璞《山海經圖贊》，往往近之。注則頗傷謇澀，亦每似所作《新唐書》。蓋祁敘記之文類如是也。胡震亨跋引范成大《聖瑞花》詩，證是花開於春夏閒，祁注稱“率以秋開”為非。殆由氣候不齊，各據所見。又引薛濤《鴛鴦草》詩“但娛春日長，不管秋風早”句3，證祁注是草春葉晚生之非，則横生枝節。夫春日已長，非春晚而何歟！至虞美人草自屬借人以名物，如菊號西施之類，必改為娛美人草，曲生訓釋，是則支離無所取耳。
【彙訂】1.“江蘇巡撫採進本”，殿本作“兩淮鹽政採進本”。《四庫採進書目》未著錄此書。（江慶柏：《殿本、浙本<四庫全書總目>著錄圖書進獻者主名異同考》）
2.《宋史·宋庠傳》載“字公序，安州安陸人，後徙開封之雍丘。”宋祁為庠弟，當為安陸人。（盧弼：《四庫湖北先正遺書劄記》）
3.“薛濤”，殿本作“謝濤”，誤，《全唐詩》卷八百三載薛濤《鴛鴦草》詩：“綠陰滿香砌，兩兩鴛鴦小。但娛春日長，不管秋風早”。
岳陽風土記一卷（兩江總督採進本）
宋范致明撰。致明字晦叔，建安人。元符中登進士第1。是編乃其以宣德郎謫監岳州商稅時所作2。不分門目，隨事載記。書雖一卷，而於郡縣沿革、山川改易、古蹟存亡，考證特詳。如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謂：“大江流入洞庭”，致明則謂：“洞庭會江，江不入洞庭。惟荆江夏秋暴漲，乃逆泛而入，三五日即還，名曰翻流水。”《圖經》以鄭王廟為鄭德璘，致明則謂為隋末鄭文秀，與董景珍同立蕭銑者，故其北又有董王廟。沈亞之《湘中怨》記岳陽樓聞氾人之歌，致明則核以地形，謂舟中之歌，樓上不辨。杜佑《通典》謂巴邱〔丘〕湖中有曹洲，即曹公為吳所敗燒船處，在今縣南四十里。致明則謂今縣西但有曹公渡，考之地理，與周瑜、曹操相遇處絕不相干。《漢陽圖經》謂赤壁即烏林，致明則謂曹操已至巴邱，則孫、劉宜拒之於巴陵、江夏閒。所謂烏林，即烏黎口，不當在漢陽界。世傳華容為章華臺，致明則謂舊臺在景陵界，華容隋縣，乃取古容城名之。酈道元《水經注》謂澧水會沅，然後入湖。致明則謂澧、沅雖相通，而各自入湖，澧所入處名澧口，沅所入處名鼎江口。皆確有引據，異他地志之附會。其他軼聞逸事亦頗資採擇，敍述尤為雅潔。在宋人風土書中，可謂佳本矣。
【彙訂】1.“第”，殿本無。
2.明嘉靖刊本此書題曰：“宋宣德郎監岳州在城酒稅務范致明撰”，《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》卷一二二云崇寧三年四月，“責降人湖北路范致明落侍御史降監岳州酒稅”，則非監商稅也。（余嘉錫：《四庫提要辨證》）
東京夢華錄十卷（編修汪如藻家藏本）
宋孟元老撰。元老始末未詳。蓋北宋舊人，於南渡之後，追憶汴京繁盛，而作此書也。自都城、坊市、節序、風俗，及當時典禮、儀衛，靡不賅載。雖不過識小之流，而朝章國制，頗錯出其閒。核其所紀，與《宋志》頗有異同。如《宋志》南郊儀注，郊前三日，但云齋於大慶殿、太廟及青城齋宫。而是書載車駕宿大慶殿儀、駕宿太廟奉神主出室儀、駕詣青城齋宫儀，委曲詳盡。又如郊畢解嚴，《宋志》但云御宣德門肆赦。而是書載下赦儀，亦極周至。又行禮儀注，《宋志》有皇帝初登壇，上香奠玉幣儀，既降盥洗，再登壇然後初獻。而是書奏請駕登壇即初獻，無上香獻玉帛儀。又太祝讀册，《宋志》列在初獻時。是書初獻之後再登壇，始稱讀祝，亦小有參差。如此之類，皆可以互相考證，訂史氏之譌舛。固不僅歲時宴賞，士女奢華，徒以怊悵舊游，流傳佳話者矣。
六朝事蹟編類二卷（兩江總督採進本）
宋張敦頤撰。敦頤字養正，婺源人。紹興八年進士，由南劍州教授歷官知舒、衡二州，致仕。是編前有紹興庚辰自序，結銜稱“左奉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”，蓋登第後之二十二年也。其書為補《金陵圖經》而作。首總敘，次形勢，次城闕，次樓臺，次江河，次山岡，次宅舍，次讖記，次靈典，次神仙，次寺院，次廟宇，次墳陵，次碑刻，凡十四門。引據頗為詳核。而《碑刻》一門，尤有資於考據。惟書以“六朝”為名，而古蹟之中，自南唐以逮於北宋，如丁謂、王安石所建，亦具載之，殊失斷限。又《總敘》門内《六朝保守》一篇，歷數自吳以來南朝不可北伐，北伐必敗，即倖勝亦不能守。蓋亦南渡之初力主和議之説者，其識見未免卑懦1。然核諸情事，其説亦不為無因。固與《江東十鑑》之虚張形勢者，較為切實矣。
【彙訂】1.“其識見未免卑懦”，殿本無。
會稽三賦三卷（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）
宋王十朋撰。十朋字龜齡，樂清人。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，官至龍圖閣學士1，諡忠文2。事蹟具《宋史》本傳。所著有《梅溪集》。此賦三篇，又於集外别行。一曰《會稽風俗賦》，仿《三都賦》之體，歷敘其地山川、物產、人物、古蹟。一曰《民事堂賦》，民事堂者，紹興中添差簽判廳之公堂也。元借寓小能仁寺，歲久圯廢，十朋始重建於車水坊3。一曰《蓬萊閣賦》，其閣以元稹詩“謫居猶得住蓬萊”句得名。皆在會稽，故統名曰《會稽三賦》。初，嵊縣周世則嘗為注《會稽風俗賦》，郡人史鑄病其不詳，又為增注，併注後二賦。末有嘉定丁丑鑄自跋4。十朋文章典雅，足以標舉兹邦之勝。鑄以當時之人注當時之作，耳聞目睹5，言必有徵。視後人想像考索者，亦特為詳贍。且所引無非宋以前書，尤非近時地志杜撰故實、牽合名勝者可比。與十朋之賦相輔而行，亦劉逵、張載分注《三都》之亞也。
【彙訂】1.“至”，殿本無。
2.“忠文”，底本作“文忠”，據殿本改。《宋史》卷三八七王十朋本傳云：“紹興三年，諡曰忠文”。
3.“車水坊”，殿本作“車水城”，誤，《會稽續志》卷一“坊巷”有車水坊。
4.宋刊本卷首載嘉定丁丑史鑄序，作“自跋”誤。（崔富章：《四庫提要補正》）
5.“睹”，殿本作“見”。
中吳紀聞六卷（浙江鮑士恭家藏本）
宋龔明之撰。明之字希仲1，號五休居士，崑山人。紹興閒，以鄉貢廷試，授高州文學2。淳熙初，舉經明行修，授宣教郎，致仕3。是書採吳中故老嘉言懿行及其風土人文，為新舊《圖經》、范成大《吳郡志》所不載者4，仿范純仁《東齋紀事》5、蘇軾《志林》之體，編次成帙。書成於淳熙九年，明之年已九十有二，亦可謂耄而好學者矣。宋末書已罕傳6。元至正閒，武寧盧熊修《蘇州志》，訪求而校定之。明末常熟毛晉始授諸梓，亦多舛謬7。其子扆後得葉盛菉竹堂藏本相校，第六卷多“翟超”一條，其餘頗有異同。何焯假以勘定，極為精審。然盧熊跋稱其子昱所撰《行實》附後，今兩本皆無之，則葉本亦不免於脱佚也。
【彙訂】1.洪邁《夷堅志補》卷一作“熙仲”，“熙”有“明”意，《永樂大典》卷二三六八引《蘇州府志》亦作“字熙仲”。（李裕民：《四庫提要訂誤》）
2.據至正《崑山郡志》卷三《進士》、盧熊《蘇州府志》卷二十《貢舉題名》，龔明之為乾道八年（1172）“特科”進士，廷試及授高州文學絕非紹興閒事。《總目》乃將紹興二十年（1150）鄉貢，明之不願隱瞞其年六十一事系於特恩廷試之年而致誤。（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提要考辨》）
3.明之於淳熙五年（1178）十二月致仕，卒於淳熙九年（1182）。（同2）
4.龔明之自序云：“其閒有裨王化關土風者頗多，皆新舊《圖經》及夫（夫，或作吳）地志所不載者”，未嘗言及范成大《吳郡志》。《吳郡志》卷二九曾引《中吳紀聞》，卷二七“人物門”有《龔明之傳》。據趙汝談《吳郡志》序，其記事止於紹熙三年，距明之之卒已十年。（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辯證》）
5.《東齋紀事》當作《東齋記事》，作者為范鎮（字景仁）。鎮“諡曰忠文”，范純仁“諡曰忠宣”。明之自序云其書“蓋效范忠文《東齋記事》體”。《總目》誤忠文為忠宣，故以《東齋記事》歸諸范純仁。（李裕民：《四庫提要訂誤》增訂本；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提要考辨》）
6.按至正本盧熊《後記》所云，盧熊外祖、祖父和周正道均藏有此書抄本。又至正前崑山人楊譓所著《崑山郡志》曾多次引述《中吳紀聞》。可知元時僅平江路一地即有數家收藏和見過此書，宋末此書當亦非罕傳稀見之物。（周生春：《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提要考辨》）
7.明弘治七年（1494）崑山人嚴春曾刊行此書。正德九年（1514）龔弘“復以嚴本重壽諸梓”，皆早於毛晉。（同上）
桂海虞衡志一卷（兩江總督採進本）
宋范成大撰1。乾道二年，成大由中書舍人出知靜江府2。淳熙二年，除敷文閣待制、四川制置使。是編乃由廣右入蜀之時，道中追憶而作。自序謂：“凡所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，方志所未載者，萃為一書。蠻陬絕徼，見聞可紀者，亦附著之。”共十三篇，曰志巖洞，志金石，志香，志酒，志器，志禽，志獸，志蟲魚，志花，志果，志草木，雜志，志蠻。每篇各有小序，皆志其土之所有3。惟《志巖洞》僅去城七八里内嘗所游者。《志金石》準《本草》之例，僅取方藥所須者。《志蠻》僅錄聲問相接者，故他不備載。《志香》多及海南，以世稱二廣出香。而不知廣東香自舶上來，廣右香產海北者皆凡品。《志器》兼及外蠻兵甲之制4，以為司邊鎮者所宜知5，故不嫌旁涉。諸篇皆敍述簡雅，無夸飾土風，附會古事之習。其論辰砂、宜砂，地脈不殊，均生白石床上，訂《本草》分别之譌；邕州出砂，融州實不出砂，證《圖經》同音之誤。零陵香產宜、融諸州，非永州之零陵；《唐書》稱林邑出結遼鳥，即邕州之秦吉了；佛書稱象有四牙、六牙，其説不實；桂嶺在賀州，不在廣州。亦頗有考證6。成大《石湖詩集》，凡經歷之地，山川風土，多記以詩。其中第十四卷，自注皆桂林作。而詠花惟有《紅豆蔻》一首，詠果惟有《盧橘》一首。至詠游覽7，惟有《棲霞洞》一首，《佛子巖》一首。其見於詩注者，亦僅蠻茶、老酒、蚺蛇皮腰鼓、象皮兜鍪四事，不及他處之詳。疑以此志已具，故不更記以詩也。其“盧橘”一種，《志果》不載。觀其《志花》小序，稱“北州所有皆不錄”，或《志果》亦用此例。“蠻茶”一種，《志草木》中亦無之。考詩注稱“蠻茶出修仁，大治頭風”，而《志草木》中有鳳膏藥8，亦云：“葉如冬青，治太陽痛，頭目昏眩”。或一物二名耶9？然檢《文獻通考·四裔考》，中引《桂海虞衡志》幾盈一卷，皆《志蠻》之文，而此本悉不載。其餘諸門，檢《永樂大典》所引，亦多在此本之外。蓋原書本三卷，而此本併為一卷，已刊削其大半。則諸物之或有或無，亦非盡原書之故矣。
【彙訂】
1.依《總目》體例，當補“成大有《驂鸞錄》，已著錄”。
2.據范成大《驂鸞錄》、周必大《范公成大神道碑》（載《省齋文稾》卷二二），成大奉命出知靜江府，系在乾道八年（1172）冬，九年三月到桂。《宋史》本傳載出知靜江府，在阻張説為簽書樞密之後。張説擢簽樞而中書舍人范成大“不草詞”，見《宋史·張説傳》，事在乾道七年三月。可證《神道碑》所載“八年”不誤。（嚴沛：《桂海虞衡志校注》；楊武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）
3.“皆”，殿本作“各”。
4.“兼”，殿本作“並”。
5.“邊鎮”，殿本作“邊制”。
6.據此書《雜誌》篇《桂嶺》條云，桂州城北五里有尋丈小坡，亦稱桂嶺，而賀州自有桂嶺縣，距廣州甚遠，無關涉。范謂桂嶺縣在賀州非桂州，則“廣州”應為“桂州”之誤。（同1）
7.“至”，殿本無。
8.此書傳本十餘種，皆作“風膏藥”。文淵閣《四庫》書前提要不誤。（同1）
9.《虞衡志》原本三卷，傳世至今皆節本，只一卷。南宋末黄震尚及見范書原本，其《黄氏日抄》卷六七節抄《虞衡志》之文，於《志草木》篇云：“修仁茶。修仁，靜江府縣名。製片二寸許，上有‘供神仙’三字者上也。大片粗淡。”可知《虞衡志》本有修仁茶一條。既與風膏藥同列於《志草木》篇中，則不得視為一物。（楊武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）
嶺外代答十卷（永樂大典本）
宋周去非撰。去非字直夫，永嘉人。隆興癸未進士，淳熙中官桂林通判。是書即作於桂林代歸之後1。自序謂本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，而益以耳目所見聞，錄存二百九十四條。蓋因有問嶺外事者，倦於應酬，書此示之，故曰“代答”。原本分二十門。今有標題者凡十九，一門存其子目而佚其總綱，所言則軍制户籍之事也。其書條分縷析，視嵇含、劉恂、段公路諸書敍述為詳。所紀西南諸夷，多據當時譯者之辭，音字未免舛譌。而邊帥、法制、財計諸門，實足補正史所未備，不但紀土風、物產，徒為談助已也。《書錄解題》及《宋史·藝文志》並作十卷2，《永樂大典》所載並為二卷，蓋非其舊。今從原目，仍析為十卷云。
【彙訂】
1.《代答》自序稱：“僕試尉桂林，分教寧越。”可知其官為桂林（靜江府）屬縣之縣尉與欽州（寧越郡）之教授。樓鑰《攻媿集》卷八三有《祭周通判去非文》，未言官通判即在桂林。據《宋元學案》卷七一周去非小傳，去非為通判在紹興府。又《代答》自序稱“秩滿束擔東歸”，末署“淳熙戊戌（五年）”，而張栻《南軒集》卷九《欽州學記》已言淳熙四年，欽州教授周去非“秩滿道桂”，則周去非由欽州“代歸”，非由靜江府通判“代歸”也。
2.《宋史·藝文志》未著錄《嶺外代答》。（楊武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）
都城紀勝一卷（内府藏本）
不著撰人名氏，但自署曰耐得翁。其書成於端平二年，皆紀杭州瑣事。分十四門，曰市井，曰諸行，曰酒肆，曰食店，曰茶坊，曰四司六局，曰瓦舍衆伎，曰社會，曰園苑，曰舟船，曰鋪席，曰坊苑，曰閒人，曰三教外地。敍述頗詳，可以見南渡以後土俗民風之大略。考高宗駐蹕臨安，謂之行在。雖湖山宴樂，已無志於中原，而其名未改。故乾道中周淙修《臨安志》，於宫苑及百官曹署，尚著舊稱。潛説友《志》亦因之。此書直題曰“都城”，蓋官司案牘流傳，僅存故事，民閒則耳目濡染，久若定居矣。又史載端平元年孟珙會元師滅金，是時舊敵已去，新釁未形，相與燕雀處堂，無復遠慮。是書作於端平二年，正文武恬嬉，苟且宴安之日，故競趨靡麗，以至於斯。作是書者既欲以富盛相誇，又自知苟安可愧，故諱而自匿，不著其名1。伏讀御題，仰見聖鑒精深，洞其微曖。起作者而問之，當亦無所置詞。以其中舊蹟遺聞，尚足以資考核，而宴安鴆毒，亦足以垂戒千秋。故糾正其失，以示炯鑑，而書則仍錄存之焉。
【彙訂】
1.“逸聞”，殿本作“逸文”。
2.耐得翁所著書，尚有《清暇錄》、《就日錄》、《山齋愚見十書》等，皆不署姓名，是只以著述自娛，初不欲爭名於世，亦何所愧而自匿乎！（余嘉錫：《四庫提要辨證》）
夢粱錄二十卷（兩江總督採進本）
宋吳自牧撰。自牧，錢塘人。仕履未詳。是書全仿《東京夢華錄》之體，所紀南宋郊廟宫殿，下至百工雜戲之事，委曲瑣屑，無不備載。然詳於敍述而拙於文采，俚詞俗字，展笈紛如，又出《夢華錄》之下。而觀其自序，實非不解雅語者。毋乃信劉知幾之説，欲如宋孝王《關東風俗傳》，方言世語，由此畢彰乎（案語見《史通·言語篇》）？要其措詞質實，與《武林舊事》詳略互見，均可稽考遺聞，亦不必責以詞藻也。自牧自序云：“緬懷往事，殆猶夢也，故名《夢粱錄》。”末署“甲戌歲中秋日”。考甲戌為宋度宗咸淳十年，其時宋尚未亡，不應先作是語。意“甲戌”字傳寫誤歟？王士禎《漁洋文略》有是書跋，云：“《夢粱錄》二十卷，不著名氏”。蓋士禎所見鈔本又脱此序，故不知為自牧耳。今檢《永樂大典》所引，條條皆題自牧之名，與此本相合。知非影附古書，偽標撰人姓氏矣。
武林舊事十卷（内府藏本）
宋周密撰。密字公謹，號草牕，先世濟南人。其曾祖隨高宗南渡，因家湖州。淳祐中，嘗官義烏令。宋亡不仕，終於家。是書記宋南渡都城雜事，蓋密雖居弁山，實流寓杭州之癸辛街。故目睹耳聞，最為真確。於乾道、淳熙閒三朝授受、兩宫奉養之故蹟，敍述尤詳。自序稱：“欲如吕滎陽《雜記》而加詳，如孟元老《夢華》而近雅”。今考所載，體例雖仿孟書，而詞華典贍，南宋人遺篇剩句，頗賴以存，“近雅”之言不謬。吕希哲《歲時雜記》今雖不傳，然周必大《平園集》尚載其序，稱其“上元”一門多至五十餘條，不為不富。而密猶以為未詳，則是書之賅備可知矣。明人所刻，往往隨意刊除。或僅六卷，或不足六卷，惟存《故都宫殿》、《教坊樂部》諸門，殊失著書之本旨。此十卷之本，乃從毛氏汲古閣元版傳鈔，首尾完具。其閒逸聞軼事1，皆可以備考稽2。而湖山歌舞，靡麗紛華，著其盛，正著其所以衰。遺老故臣，惻惻興亡之隱，實曲寄於言外，不僅作風俗記、都邑簿也。第十卷末“棋待詔”以下，以是書體例推之，當在六卷之末，疑傳寫或亂其舊第。然無可考證，今亦姑仍之焉。
【彙訂】
1.“逸聞”，殿本作“逸文”。
2.“考稽”，殿本作“參稽”。
歲華紀麗譜一卷附箋紙譜一卷蜀錦譜一卷（兩江總督採進本）1
元費著撰。著，華陽人。嘗舉進士，授國子監助教，官至重慶府總管。成都自唐代號為繁庶，甲於西南。其時為之帥者，大抵以宰臣出鎮。富貴優閑，歲時燕集，寖相沿習。故張周封作《華陽風俗錄》，盧求作《成都記》，以誇述其勝。遨頭行樂之説，今尚傳之。迨及宋初，其風未息。前後太守如張詠之剛方，趙抃之清介，亦皆因其土俗，不廢娛游。其侈麗繁華，雖不可訓，而民物殷阜，歌詠風流，亦往往傳為佳話，為世所豔稱。南宋季年，蜀中兵燹，井閭凋敝，乃無復舊觀。著因追述舊事2，集為此書。自元旦迄冬至，無不備載。其體頗近《荆楚歲時記》，而盛衰俯仰，追溯陳蹟，亦不無《東京夢華》之思焉。唐韓鄂有《歲華紀麗》，為類事之書。此譜蓋偶同其名，實則地志也。末附《牋紙》、《蜀錦》二譜，蓋漢唐以來二物為蜀中所擅，而未有專述其源委者。著因風俗而及土產，稽求名品，臚列頗詳，是亦足資考證者矣。
【彙訂】
1.“歲華紀麗譜”，底本作“歲華記麗譜”，據殿本改。（崔富章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版本考辨）
吳中舊事一卷（永樂大典本）
元陸友仁撰。友仁字輔之，吳郡人。此書紀其鄉之軼聞舊蹟，以補地志之闕，其體例則小説家流也1。其中如辨吳會、吳下之名，及陸贄墓、張籍宅2、和令坊、高彪碑之類，皆足以資考證。紀陳長方3、潘兑事，紀朱勔事，亦足以資法戒。其他如范純祐4、慕容巖卿事，頗為不經。李璋事亦頗猥瑣。蓋雜記之書，志神怪，資諧笑，自唐已然，不足為友仁訾也。惟所載《鹿苑臺銘記》云：“永和七年，陸機建碑，王羲之書”，則二人時代，邈不相及，殊失之於不考耳。此書刊本頗譌脱，今以《永樂大典》所載互校補正，備元人説部之一種。雖篇帙無多，要與委巷之談異也。
【彙訂】
1.“其體例則小説家流也”，殿本作“而體例則頗近於小説”。
2.“張籍”，殿本作“張翰”，誤，書中云“《新唐書》載‘張籍，和州烏江人’……今烏江縣有張司業宅”。
3.“陳長方”，殿本作“陳長坊”，誤，書中云“陳長方字齊之……號唯室先生，有《步里客談》、《漢唐論》行於世”。
4.“純祐”，底本作“純佑”，據殿本改。書中云“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祐”。
平江紀事一卷（浙江鮑士恭家藏本）
元高德基撰。德基，平江人。嘗官建德路總管。書中記干文傳修遼、金、宋史事，則當成於至正中矣。所載皆吳郡古蹟，而亦兼及神仙鬼怪、詼諧謠諺之事，可裨圖志佚聞。其閒不免疏謬者1，如引《圖經》“虞山者，巫咸所居”，而不知其語出《越絕書》；引《吳越春秋》“稻蟹不遺種”，而不知其語出《春秋外傳》。又“胥、蘇”二字，古本通用。《左傳》“申包胥”，《戰國策》作“勃蘇”，是其明證，故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皆作“姑蘇”。德基以“蘇”為後人之譌字，尤為失考2。然其序次詳贍，條理秩然，足供採擷者甚多，亦龔明之《中吳紀聞》之流亞也。其體不全為地志，亦不全為小説。例頗不純，無類可隸。以其多述古蹟，姑附之地理類“雜記”中焉。
【彙訂】
1.“不免疏謬者”，殿本無。
2.“尤”，殿本作“均”。
江漢叢談二卷（兩淮鹽政採進本）
不著撰人名氏，惟卷首題曰環中迂叟。前後無序跋，其著書年月及作者時代亦無考。按陶珽《續説郛》載有此書，題陳士元撰，當即作《易象鉤解》之陳士元也。其書於楚地故實，凡衆説異同者，各設為答問，以疏通證明，故曰《叢談》。若童士疇《沔志》，以楚之風城非伏羲後，士元則引《路史》伏羲之後封國者十有九，而風國居其首，不得謂伏羲之後無風國。又《山海經》舊稱伯益作，士元則摭其中長沙、零陵乃秦、漢郡名，知其為後人附益。《後漢書》載南方諸夷為盤瓠犬種，士元則以為人名，非犬名。如斯之類，持論皆極精確。惟隋侯得珠、孟宗得笋之類，舊籍相傳，事涉神怪，正可存之不論。士元必輾轉徵引以實之，未免失於附會。蓋夸飾土風，標榜鄉賢，乃明地志之陋習，士元亦未免是。要其引據賅洽，論斷明晰，則非明人地志所及也。觀所著《易象鉤解》，多發明漢學，知其留心古籍，非空談無根者比矣。
閩中海錯疏三卷（浙閩總督採進本）
明屠本畯撰。本畯字田叔，鄞縣人。以門蔭入仕，官至福建鹽運司同知。是書詳志閩海水族，凡鱗部二卷，共一百六十七種，介部一卷，共九十種，又附非閩產而閩所常有者海粉、燕窩二種。後有自跋，稱：“將入閩時，太常少卿余公君房曰：‘狀海錯來，吾徵閩、越而通之。’因疏以復”云云。君房者，余寅之字，與本畯同里，為前輩。書中本畯所附案語，多引四明土產以為證。蓋即“徵閩、越而通之”之意。中閒又有注“補疏”二字者，則徐？？所續也1。其書頗與黄衷《海語》相近，而敍述較備，文亦簡核。惟其詞過略，故徵引不能博贍2，舛漏亦所未免3。如“鯊魚”一條，《海語》謂鯊有二種，而此書列至十二種，固可稱賅具。然《海語》所謂海鯊、虎頭鯊，“常以春晦陟於海山，旬日化而為虎”者，此書反遺之。又“海鰌”一條，《海語》謂其“魚長百里，牡蠣聚族其背，曠歲之積，崇十許丈。鰌負以游，峍屼水面如山。”其形容最為曲盡。而此但以“移若山嶽”一語概之，殊未明晰。然其辨别名類，一覽了然，頗有益於多識，要亦考地產者所不廢也。
【彙訂】
1.“徐？？”，殿本作“徐渤”，誤。
2.“博贍”，底本作“博瞻”，據殿本改。（崔富章：《<四庫全書總目>版本考辨》）
3.“所”，殿本無。
蜀中廣記一百八卷（兩淮馬裕家藏本）1
明曹學佺撰。學佺有《易經通論》，已著錄。學佺嘗官四川右參政，遷按察使。是書蓋成於其時。目凡十二，曰名勝，曰邊防，曰通釋，曰人物，曰方物，曰仙，曰釋，曰游宦，曰風俗，曰著作，曰詩話，曰畫苑。蒐採宏富，頗不愧“廣記”之名。其中如敘州府之高州，《明史·地理志》云洪武五年由州改縣，正德十三年復為州，珙及筠連二縣隸焉2。此書仍稱高州為縣，二縣亦不為之屬。又成都府之資陽縣，《明史·地理志》屬簡州，此書不繫簡州而别列於仁壽3、井研二縣後。皆未免編次偶疏。王士禎《古夫于亭雜錄》曰：“《丹鉛錄》載東坡贈青神楊棟詞云：‘允文事業從容了，要岷峨人物，後先相照。見説君王曾有問，似此人才多少。’而引小説高宗問馬騏‘蜀中人才如允文者有幾’云云。案，允文采石之功在南渡後，東坡之沒久矣，安得先有此詞！而曹能始《蜀中十志》亦載之，略無駁正。”又曰：“《蜀中十志》以《物類相感志》十八卷為東坡撰，謬甚。”則譌舛牴牾，亦時時閒出。蓋援據既博，則精粗畢括，同異兼陳，亦事勢之所必至，要之不害其大體。談蜀中掌故者，終以《全蜀藝文志》及是書為取材之淵藪也。
【彙訂】
1.底本此條置於《益部談資》條之後，與文淵閣庫書次序不符，據殿本改。
2.“二”，殿本作“三”，誤，《明史》卷四三《地理四》：“高州，洪武五年降為縣屬府。正德十三年四月復為州……領縣二，筠連、珙。”
3.“别”，殿本無。
益部談資三卷（兩淮鹽政採進本）
明何宇度撰。宇度里貫未詳，萬曆中官夔州府通判。是書所紀，皆四川山川物產及古今軼事。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以體例不似圖經，故署曰《談資》，實亦地志之支流也。蜀雖僻處一隅，而蠶叢、魚鳧以下，古蹟為多；長卿、子云以後，文士為衆。又地形奧衍，百產繁饒，富庶之餘，溢為奢麗。歲時游樂，亦自古為盛。故其見於記載，形於歌詠者，自揚雄《蜀王本紀》、譙周《三巴記》、李克《益州記》以下，圖籍最多，遺事佚聞，皆足資採摭。是書掇拾蒐羅，尚未能一一賅備，然詮擇不苟，去取頗嚴。其後曹學佺作《蜀中廣記》，徵引較博，不免稍涉泛濫，轉不若此本之雅潔。在明人雜説之中，尚可稱簡而有要者。原本有李維楨跋，亦極推為善本，蓋不誣云。
顏山雜記四卷（山東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孫廷銓撰。廷銓字伯度，又字枚先，號沚亭，益都人。前明崇禎庚辰進士，入國朝，以薦授河閒府推官，擢吏部主事。歷官内祕書院大學士，諡文定1。益都有顏神鎮，形勢險厄，明代嘗建城設官以治之2。廷銓世居其地。康熙丙午，予告在籍，因蒐輯舊聞，作為此書。分山谷、水泉、城市、官署、鄉校、逸民、孝義、風土、歲時、長城、考靈、泉廟、災祥、物變、物產、物異、遺文諸目3。敘次簡核，而造語務求雋異。王士禎《居易錄》稱：“田雯《黔書》七十六篇，有似《爾雅》者，有似《考工記》者，有似《公》、《穀》、《檀弓》者，有似《越絕書》者。故相孫文定公廷銓作《顏山雜記》，記山蠶、琉璃、窯器、煤井、鐵冶等，文筆奇峭，亦如此”云云4。今考琉璃、窯器、煤井、鐵冶俱此書所載。其“山蠶”一條則在廷銓《南征記略》中，士禎蓋偶然誤記。又士禎《香祖筆記》引此書所載鳳皇嶺玉皇宫石刻宋太祖、太宗、真宗御押，與周密《癸辛雜識》所載不同，云：“並載以備參考”。案《癸辛雜識》為明代重刊，此石為宋代原刻。木版易譌，當以碑本為據。士禎兩存亦非也。惟《香祖筆記》又據黄瓚《雪洲集》議礦盜一疏，謂顏神設官之議起於瓚，而駁此書正德十二年巡按黄某奏請之説為非。是則誠廷銓考核之疏矣5。
【彙訂】
1.孫廷銓字號、里籍、仕履《總目》卷六四《南征紀略》條已詳言之。當作“廷銓有《南征紀略》，已著錄。”（楊武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）
2.孫廷銓自序謂：“今顏山上古長城，乃齊、楚之防塞。”卷三《長城考》詳考之。則建城始於戰國。（陳光貽：《稀見地方誌提要》）
3.此書實分十二目：《山谷》、《水泉》、《城市官署》、《鄉校》、《逸民》、《風土歲時》、《長城考》、《靈泉廟》、《災祥物變》、《物產》、《物暴》、《遺文》。《逸民》下“附孝義三人”。（李裕民：《四庫提要訂誤》增訂本）
4.殿本“此”下有“者”字，據《居易錄》卷十原文删。
5.《香祖筆記》卷二曰：“按黄瓚《雪洲集》‘議礦盜’一疏，是瓚巡撫山東時所奏……《紀略》以為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黄某奏請兵部覆准，蓋未詳也。”可知王士禛乃誤以此書内容（見卷一）為廷銓《南征紀略》所記而駁之。
嶺南風物紀一卷（江蘇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吳綺撰，宋俊增補，江闓删訂。綺字園次，號聽翁，江都人。順治甲午拔貢生，官至湖州府知府。俊字長白，山陰人。闓字辰六，自署貴陽人。而王士禎《蠶尾集》《書縮頭道人事》一篇1，稱“門人新安江闓辰六前知均州日”云云，未審實籍何地也。綺本文士，故是書所敍述，率簡雅不支，與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可相伯仲。首二條敘氣候，次十條敘石，次六十條敘草木花竹，次十七條敘鳥，次五條敘獸，次六條敘蟲2，次十七條敘鱗介，次三條敘布，次三條敘香，次二條敘酒，次四條敘蔬穀，次十五條敘雜事。其敘研、敘香特詳核。惟“碣石衛品字石”一條，應入卷末雜事中。則分類編次，偶然失序耳。俊所增補凡七條，皆别識之。其論米芾所賞之石本出浛洭縣地，秋深水涸之時，於沙坑中取之，謂之脱沙。後浛洭併入英德，遂以英德石當之，實皆贗物。亦前人所未發。惟闓所删者今不可見，其刊除當否，遂不可考矣。
【彙訂】
1.“縮”，殿本作“繡”，誤，王士禛《蠶尾文集》卷三《書縮頭道人事》：“門人新安江闓辰六説：前知均州日，在武當親見一黄冠。無名字，其發鏥結，人以鏥頭道人呼之。”《居易錄》卷十四同。
2.“次十七條敘鳥，次五條敘獸，次六條敘蟲”，殿本脱。書中“孔雀”至“鷓鴣”十七條敘鳥，“潛牛”至“猴”五條敘獸，“蒼蠅”至“寄生蟹”六條敘蟲。
龍沙紀略一卷（内閣中書方維甸家藏本）1
國朝方式濟撰。式濟字屋源，號沃園。康熙己丑進士，官中書舍人。是編乃式濟之父澄嶧謫居黑龍江時，式濟往省2。因據所見聞，考核古蹟，勒為九門：一曰方隅，二曰山川，三曰經制，四曰時令，五曰風俗，六曰飲食，七曰貢賦，八曰物產，九曰屋宇。總名曰《龍沙記略》。考《後漢書·班超傳贊》曰：“坦步葱雪，咫尺龍沙”，章懷太子注曰：“謂葱嶺，雪山；龍堆，沙漠也。”《漢書·匈奴傳》曰：“康居、烏孫，豈能逾白龍堆而寇西邊”，孟康注曰：“龍堆形如土龍，高大者二三丈，卑者丈餘，在西域中。”又酈道元《水經注》曰：“鄯善國東垂當白龍堆。”則龍堆在西不在東。又《漢書·武帝本紀》曰：“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”，顏師古注曰：“沙上曰幕，直度曰絕。”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曰：“孝武深維長久之計，命遣虎臣浮河絕幕。”又竇憲《燕然山銘》稱“絕大漠”，李陵《别歌》稱“經萬里兮渡沙漠”。則沙漠迤繞西北，亦不在東。自劉孝標有《賦得龍沙宵月明》詩，李白有“將軍分虎竹，戰士卧龍沙”之句，始誤以龍沙為一地，而詩家遂沿為塞外之通稱。式濟記東北之事，而以“龍沙”為書名，蓋沿用舊文之故。不知自唐以來，渤海大氏奄有斯土，已久為城郭宫室之國，豈可以龍沙為目哉！然白山黑水之閒，古來輿記，大抵得諸傳聞。即近時修志乘者，秉筆之人亦未必親至其地。式濟久住於斯，又閒居多暇，得以遊覽詢訪，究其詳悉。如辨“混同江源出長白山，土人呼為松阿里江，松阿里江北與諾尼江合流，東北受黑龍江，又南受烏蘇里江，匯注於海。因其納三江之大，故名混同。蓋松阿里自南而北，黑龍江自北而南，歷二千五百里之遙，兩江不得混稱。其上游未會時，仍當稱松阿里江”云云。此足證《金史》“混同江一名黑龍江”之誤。又辨《金史》“宋瓦”之譌“松花”，又蒐討黑龍江源與塞外入江諸小水，及精奇尼江、諾尼江諸派，亦多《盛京通志》所未載，固志輿圖者所必考。舊附述本堂諸詩集後，今以所載悉屬地理，故析而錄諸史部焉。
【彙訂】
1.底本此條置於《臺海使槎錄》條之後，與文淵閣庫書次序不符，據殿本改。
2.據《清史稾·方觀承傳》，式濟之父名登嶧，登嶧、式濟父子並戍，往省者乃式濟之子觀承兄弟。《總目》卷一九四《述本堂詩集》條亦作方登嶧。（楊武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）
臺海使槎錄八卷（原任編修勵守謙家藏本）
國朝黄叔璥撰。叔璥有《南征記程》1，已著錄。兹編乃康熙壬寅叔璥為御史時巡視臺灣所作，故以“使槎”為名。凡分三子目，卷一至卷四為《赤嵌筆談》，卷五至卷七為《番俗六考》，卷八為《番俗雜記》。臺灣自康熙癸亥始入版圖，諸書紀載，或疏略不備，或傳聞失真。叔璥裒輯諸書，參以目見，以成此書。於山川風土、民俗物產，言之頗詳。而於攻守險隘、控制機宜及海道風信，亦皆一一究悉。於諸番情勢，尤為賅備。雖所記止於一隅，而亘古以來輿記之所不詳者，蒐羅編綴，源委燦然。固非無資於考證者矣。
【彙訂】
1.“《南征記程》”，殿本作“《南征記》”，誤，《總目》卷六四著錄黄叔璥撰《南征紀程》一卷。
東城雜記二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厲鶚撰。鶚有《遼史拾遺》，已著錄。杭城東地曰東園者，宋故園也，其名見於《宋史》。鶚家於此，為考里中舊聞遺事，輿記所不及者八十五條，釐為上、下二卷。大抵略於古而詳於今。然所載“九宫貴神壇”、“紅亭醋庫”諸條，考據頗為典核。又紀高云閣、蘭菊草堂、竹深亭，及金石中之慈云寺宋刻、《劍石銘》諸舊蹟，俱《浙江通志》及武林各舊志所未詳。他如灌園生以下諸人，皆系以小傳，使後之修志乘者，有所徵引，其用力亦可謂勤矣。鶚素博覽，並工於詩詞。故是書雖偏隅小記，而敍述典雅，彬彬乎有古風焉。
右地理類“雜記”之屬，二十八部，二百十三卷1，皆文淵閣著錄。
【彙訂】
1.“二百十三卷”，殿本作“二百一十三卷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