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二九 經部二十九
春秋類四
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1
謹案，是書為聖祖仁皇帝經筵舊稿，世宗憲皇帝復加考論，乃編次成帙。說《春秋》者莫夥於兩宋。其為進講而作者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有王葆《春秋講義》二卷，今已散佚。張九成《橫浦集》有《春秋講義》一卷，《永樂大典》有戴溪《春秋講義》三卷。大抵皆演繹經文，指陳正理，與章句之學迥殊。是非惟崇政邇英，奏御之體裁如是，亦以統馭之柄在慎其賞罰，賞罰之要在當其功罪。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者，則莫精於《春秋》。聖人筆削之旨，實在於是也。故孟子曰：“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”公扈子曰：“有國者不可以不學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國之鑑也。”董仲舒推演《公羊》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條，作《春秋決事》十六篇，其義蓋有所受矣。是編因宋儒進御舊體，以闡發微言。每條先列《左氏》之事蹟，而不取其浮誇，次明《公》、《穀》之義例，而不取其穿鑿。反覆演繹，大旨歸本於王道，允足明聖經之書法，而探帝學之本原。聖祖仁皇帝、世宗憲皇帝聖聖相承，鄭重分明，以成此一編，豈非以經世之樞要具在斯乎？
【彙校】
1.文淵閣《四庫》本尚有《總說》一卷。（沈治宏：《中國叢書綜錄》訂誤）
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1
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2。初，胡安國作《春秋傳》，張栻已頗有異議。朱子編《南軒集》，存而不删，蓋亦以栻說為然。至元延祐中復科舉法，始以安國之《傳》懸為功令，而有明一代因之。故元吳澄作俞皋《春秋集傳》序，稱：“兼列胡氏，以從時尚”。明馮夢龍作《春秋大全》凡例，稱：“諸儒議論儘有勝胡《傳》者，然業以胡《傳》為宗，自難並收以亂耳目”，豈非限於科律，明知其誤而從之歟？欽惟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，心符聖義，於尼山筆削，洞鑒精微。雖俯念士子久誦胡《傳》，難以驟更，仍綴於三《傳》之末，而指授儒臣詳為考證。凡其中有乖經義者，一一駁正，多所刊除。至於先儒舊說，世以不合胡《傳》擯棄弗習者，亦一一採錄表章，闡明古學。蓋以聖人之德，居天子之位，故能蕩湔門户3，辨别是非，挽數百年積重之勢而反之於正也。自時厥後，能不為胡《傳》所錮者，如徐庭垣之《春秋管窺》、焦袁熹之《春秋闕如編》，響然並作，不可殫數。袞鉞之義，遂皦若三光。維風維草之效，誠有自來矣。臣等繕校之餘，為《春秋》幸，並為天下萬世讀《春秋》者幸也4。
【彙校】
1.文淵閣《四庫》本尚有卷首二卷。（沈治宏：《中國叢書綜錄》訂誤）
2.此書總裁王掞於康熙五十四年上折云：“臣承命纂輯《春秋》，於正月二十二日具折奏請分修人員”，同年另一折亦云：“恭逢皇上纂修《春秋》”、“今逢編纂《春秋》”，則其纂修始於康熙五十四年正月。又據顧陳垿《賓陽子年譜》，《春秋》館閉館在康熙五十七年，據卷首御製序文，刻成於康熙六十年。（王豐先：《欽定春秋傳說彙纂》纂修時閒考正）
3.“蕩湔”，殿本作“蕩除”。
4.“並”，殿本作“尤”。
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
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。以十二公為十二卷1，莊公、僖公、襄公篇頁稍繁，各析一子卷，實十五卷2。大旨在發明尼山本義而剷除種種迂曲之說，故賜名曰《直解》。冠以御製序文，揭胡安國《傳》之傅會臆斷，以明誥天下，與《欽定春秋傳說彙纂》宗旨同符。考班彪之論《春秋》曰：“平易正直，《春秋》之義也。”王充之論《春秋》曰：“公羊、穀梁之《傳》，日月不具，輒為意使。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，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，非孔子之心。”蘇軾之論《春秋》曰：“《春秋》，儒者本務。然此書有妙用，儒者罕能領會，多求之繩約中，乃近法家者流，苛細繳繞，竟亦何用？”朱子之論《春秋》亦曰：“聖人作《春秋》，不過直書其事，而善惡自見。”又曰：“《春秋》傳例多不可信，聖人紀事，安有許多義例？”然則聖經之法戒，本共聞共見；聖人之勸懲，亦易知易從。自啖助、趙匡倡為廢傳解經之說3，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，務為新奇以相勝，而《春秋》以荒。自孫復倡為有貶無褒之說，說《春秋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，求其所以貶而不得，則鍛錬周內以成其罪，而《春秋》益荒。俞汝言《春秋平義》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，《春秋》尤甚。可謂片言居要矣。是編恭承訓示，務斟酌情理之平，以求聖經之微意。凡諸家所說穿鑿破碎者悉斥不採，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。學者恭讀《御纂春秋傳說彙纂》以辨訂其是非，復恭讀是編以融會其精要，《春秋》之學已更無餘蘊矣。
【彙校】
1.“以”，殿本無。
2.此書實有卷三莊公、卷五僖公、卷九襄公、卷十昭公各分為上下卷，則析其子卷計之為十六卷。（江慶柏等：《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》）
3.“為”，殿本無。
左傳杜解補正三卷（通行本）
國朝顧炎武撰。炎武一名絳，字寧人，崑山人。博極羣書，精於考證。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。李光地嘗為作小傳，今載《榕村集》中。是書以杜預《左傳集解》時有闕失，賈逵1、服虔之註，樂遜之《春秋序義》今又不傳，於是博稽載籍，作為此書。至邵寶《左觿》等書，苟有合者，亦皆採輯。若“室如懸罄”，取諸《國語》；“肉謂之羹”，取諸《爾雅》；“車之有輔”，取諸《吕覽》；“田祿其子”，取諸《楚辭》；“千畝原之在晉州”，取諸鄭康成；“祏為廟主”，取諸《說文》；“石四為鼓”，取諸王肅《家語註》；“祝其之為萊蕪”，取諸《水經註》2。凡此之類，皆有根據。其他推求文義，研究訓詁3，亦多得左氏之意。昔隋劉炫作《杜解規過》，其書不傳，惟散見孔穎達《正義》中。然孔疏之例，務主一家，故凡炫所規，皆遭排斥。一字一句，無不劉曲而杜直，未協至公。炎武甚重杜《解》，而又能彌縫其闕失，可謂掃除門户，能持是非之平矣。近時惠棟作《左傳補註》，糾正此書“尨涼”一條、“大司馬固”一條、“文馬百駟”一條、“使封人慮事”一條、“遇艮之八”一條、“豆區釜鍾”一條。然其中“文馬”之說，究以炎武為是。棟又摘其引古《春秋》左氏說，但舉《漢書·五行志》之名，又摘其“禮為鄰國闕”一條用服虔之說，而不著所自。案徵引佚書，當以所載之書為據。棟引《世本》不標《史記》註，引京相璠《土地名》不標《水經註》，正體例之疎，未可反譏炎武。至服虔一條，當由偶忘出典。棟註昭公二十九年“賦晉國一鼓鐵”，證以王肅《家語註》，亦明馮時可之說，未標時可之名也。是固不以掠美論矣。
【彙校】
1.殿本“賈”上有“而”字。
2.“諸”，殿本作“之”。
3.“訓詁”，殿本作“詁訓”。
春秋稗疏二卷（湖南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王夫之撰。夫之有《周易稗疏》，已著錄。是編論《春秋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，而考證地理者居十之九。其論書法，謂《閔西元年》書季子、仲孫、高子皆不名，乃閔公幼弱，聽國人之所為，故從國人之尊稱。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，昭公之出亦非一年，均未聞以君不與政書事或有變文，何獨閔公見存，反從國人立議1？其論《春秋》書戎皆指徐戎，斥杜預陳留、濟陽東有戎城之非。且謂曹、衛之閒不應有戎，證以《費誓》，似乎近理。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參錯於郡縣。觀追戎濟西，則去曹近而去徐遠。至於凡伯聘魯歸周而戎伐之於楚丘，則凡伯不涉徐方，徐戎亦斷難越國，安得謂曹衛之閒戎不雜居？如此之類，固未免失之臆斷2。至以鸜鵒為寒號蟲，反斥《埤雅》之訛，以延廄為延袤其廄，亦為穿鑿。杜註陘亭在召陵南3，不云即在召陵，乃删除“南”字而駁之，尤為文致其失。然如“莒人入向”之“向”，謂當從杜預在龍亢，而駁《水經註》所引闞駰之說誤以邑名為國名，足以申杜註之義。辨杞之東遷在春秋以前；辨殺州吁於濮非陳地；辨洮為曹地非魯地，音推小反，不音他刀反；辨“貫”字非“貰”字之誤；辨厲即賴國，非隨縣之厲鄉；辨踐土非鄭地；辨翟泉周時不在王城之內；辨莒、魯之閒有二鄆；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地；辨“次鄫”之“鄫”非鄫國，亦非鄭地；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，皆足以糾杜註之失4。據《後漢·郡國志》謂郎在高平，據《括地志》謂胡在郾城，據《漢書·地理志》謂重邱在平原，據應劭《漢書註》謂陽在都陽，皆足以補杜註之闕。至於謂子糾為齊襄公之子（案劉瑾《詩集傳通釋》解《何彼穠矣》篇，亦以桓公為襄公子。然瑾由誤記，與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）；謂魯襄公時頻月日食由於誤視暈珥，亦足以備一解。在近代說經之家，尚頗有根柢。其書向未刊行，故子糾之說，近時梁錫璵據為新義；翬不書族、定姒非諡之說，近時葉酉亦據為新義。殆皆未見其書也。
【彙校】
1.“議”，殿本作“義”，誤。
2.“固”，殿本無。
3.“召陵”，殿本作“邵陵”，下同，誤，《左傳·僖公四年》註：“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”。
4.“以”，殿本無。
春秋四傳糾正一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1
國朝俞汝言撰。汝言字石吉，秀水人。前明諸生2。康熙丙辰，汝言《春秋平義》始脱稿3。是歲之夏，復續作此書，以綜括大旨4。相傳其晚年失明，口授而成之者也。書中摘列《春秋》三傳及胡安國《傳》之失，隨事辨正，區為六類：一曰尊聖而忘其僭，計八條。二曰執理而近於迂，計十五條。三曰尚異而鄰於鑿，計二十三條。四曰臆測而近於誣，計四十三條。五曰稱美而失實情，計八條。六曰摘瑕而傷鍥刻，計六條。末附《春王正月辨》一篇，申左氏、公羊、孔安國、鄭元之說，明周正改時改月，《春秋》正朔皆從周。其中如華督奪孔父之妻、齊桓因蔡姬而侵蔡，史家簡策相傳，必有所據。即就傳文而論，亦無以斷其必不然。汝言皆以為臆測近誣，轉未免自蹈臆測。又《公羊》褒齊襄之復仇，固為謬戾。然紀侯譖齊哀公於周，至於見烹，則實有其事。汝言乃謂語言之故不足為仇，亦不甚可解。至《春王正月辨》中謂《左傳》“王周正月”句“王周”二字，猶漢稱皇漢、宋稱皇宋之義，則不知“正月”、“正歲”並見《周禮》，兼用夏正，實亦王制。故特言“王周正月”，明非夏時。無庸牽引漢、宋，橫生曲說。又一行、衛朴推驗《春秋》日食皆合於建寅一條，汝言無以難之，遂泛謂不足深據。不知日月交食，推朔望不推時令，建子、建寅，食限無殊。一語可明，亦不必顢頇其說。如斯之類，雖或閒有小疵，然六類之中，大抵皆立義正大，持論簡明。一卷之書，篇帙無幾，而言言皆治《春秋》者之藥石，亦可謂深得經意者矣。
【彙校】
1.底本此條置於《春秋平義》條之後，與文淵閣庫書次序不符，據殿本改。
2.“汝言字石吉，秀水人。前明諸生”，底本無，據殿本補。
3.殿本“言”下有“撰”字。
4.“復續作此書，以綜括大旨”，殿本作“乃作此書，以其大旨”。
春秋平義十二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俞汝言撰1。是書多引舊文，自立論者無幾。然自宋孫復以來，說《春秋》者務以攻擊三《傳》相高，求駕乎先儒之上，而穿鑿煩碎之弊日生。自元延祐以後，說《春秋》者務以尊崇胡《傳》為主，求利於科舉之途，而牽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。明張岐然嘗作《五傳平文》以糾其謬，而去取尚未能皆允。汝言此書亦與岐然同意，而簡汰精審，多得經意，正不以多生新解為長。前有自序，謂：“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，《春秋》為甚。”可謂片言居要矣。此本為汝言手稿，其中塗乙補綴，朱墨縱橫，其用心勤篤，至今猶可想見也。朱彝尊《經義考》載繆泳之言，稱汝言“研精經史，尤熟於明代典故2。嘗撰有《宰相列卿年表》。其詩、古文曰《漸川集》。”今皆未見。蓋亦好學深思之士，所由與枵腹高談者異歟？
【彙校】
1.底本此句下有“汝言字石吉，秀水人。前明諸生”，據殿本删。
2.“於”，殿本脱，據《經義考》卷二百八原文。
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朱鶴齡撰。鶴齡有《尚書埤傳》，已著錄。是書採諸家之說，以補正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》之闕訛。於趙汸、陸粲、傅遜、邵寶、王樵五家之書所取為多。大抵集舊解者十之七，出己意者十之三，故以“鈔”名。所補二卷，多用顧炎武說。炎武《杜解補正》三卷，具有完帙，此所採未及什一。其凡例稱：“庚申之秋，炎武自華陰寄《左傳》註數十則”，蓋是時《杜解補正》尚未成也。鶴齡斥林堯叟《音義》之陋，所取僅三四條，持論極允。至孔穎達《正義》，家弦户誦，久列學官，斷無讀註而不見疏者，乃連篇採掇，殊屬贅疣。至《襄九年傳》“閏月”當作“門五日”1，本為杜註，乃引以補杜，尤為牀上牀矣。他如於《定公八年傳》2，謂：“公山不狃之意在於張公室，陽虎之意不在公室，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為利而已”，《定公十二年傳》，則云“公山不狃、叔孫輒之徒據費以畔3，說者謂叛季非叛魯，其說非也。彼稔見三家不臣之跡，尤而效之，藉口於張公室耳”云云，是一事而臧否頓殊。又如《莊公二十二年傳》，引《史記正義》以“未羊巽女”為姜姓之訓，於《昭九年傳》4，又續引汪琬之說駁張守節失《左氏》之指5，是一義而去取迥異。皆未免於小疵。然其中如引鬭辛以駁伍員之復讎，天經地義，為千古儒者所未發。引《定公五年》、《文公十七年》二《傳》，證公壻池非晉侯之婿；引《檀弓》越人吊衛將軍文子事，證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；引《漢書·王嘉傳》，證“屈蕩尸之”當作“户之”之類，亦具有考證。雖瑕瑜並陳，不及顧炎武、惠棟諸家之密。而薈稡衆長，斷以新義，於讀《左傳》者要亦不為無補焉。
【彙校】
1.殿本“襄”下有“公”字。
2.“於”，殿本無。
3.“叔孫輒”，殿本作“叔孫轍”，誤，《左傳·定公十二年》：“季氏將墮費，公山不狃、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”。
4.殿本“昭”下有“公”字。
5.“說”上“之”字，殿本無。
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（山東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馬驌撰。驌字驄御，又字宛斯，鄒平人。順治己亥進士，官淮安府推官，終於靈璧縣知縣。是書取《左傳》事類，分為百有八篇，篇加論斷。首載晉杜預、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《左丘明小傳》一卷1、《辨例》三卷2、《圖表》一卷、《覽左隨筆》一卷、《名氏譜》一卷3、《左傳字奇》一卷，合《事緯》為二十卷。內“地輿”有說無圖，蓋未成也。王士禎《池北偶談》稱其“博雅嗜古，尤精《春秋》左氏學”，載所著諸書與此本並同，惟無《字奇》及《事緯》，豈士禎偶未見歟？三《傳》之中，《左氏》親觀國史，事蹟為真，而褒貶則多參俗議；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家得自傳聞，記載頗謬，而義例則多有師承。《朱子語錄》謂：“《左氏》史學，事詳而理差；《公》、《穀》經學，理精而事謬。”蓋篤論也。驌作是書，必謂《左氏》義例在《公》、《穀》之上，是亦偏好之言。然驌於《左氏》實能融會貫通，故所論具有條理，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。可以知專門之學與涉獵者相去遠矣。
【彙校】
1.“左”，底本無，據殿本補。此書《前集》卷一為《左丘明小傳》。
2.“三卷”，殿本作“一卷”，誤，《前集》卷二至卷四為《左傳辨例》。
3.“《名氏譜》”，殿本作“《名字譜》”，誤，《前集》卷七為《春秋名氏譜》。
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毛奇齡撰。奇齡有《仲氏易》，已著錄。自昔說《春秋》者但明義例，至宋張大亨始分五禮，而元吳澄因之，然粗具梗概而已。奇齡是書分改元、即位、生子、立君、朝聘、盟會、侵伐、遷滅、昬覿、享唁、喪期、祭祀、蒐狩、興作、甲兵、田賦、豐凶、災祥、出國、入國、盜殺、刑戮，凡二十二門。又總該以四例：曰禮例，曰事例，曰文例，曰義例。然門例雖分，而卷之先後，依經為次1，無割裂分隸之嫌，較他家體例為善。其說以《左傳》為主，閒及他家，而最攻擊者莫若胡安國《傳》。其論安國開卷說“春王正月”已辭窮理屈，可謂確論。然《左傳》“元年春，王周正月”之文，本以《周禮》“正歲”、“正月”兼用夏正2，夏正亦屬王制。故變文稱“王周正月”，以為建子之明文。而奇齡乃讀“春王”為一句，“周正月”為一句，謂“王”字乃“木王於春”之王，而非“天王”之王。其為乖謬，殆更甚於安國。又如鄭康成《中庸註》：“策，簡也。”蔡邕《獨斷》亦曰：“策者，簡也。其制長二尺，短者半之。”《春秋正義》曰：“‘大事書於策’者，經之所書也；‘小事書于簡’者，傳之所載也。”又曰：“大事後雖在策，其初亦記于簡。”據此，則經傳簡、策，並無定名。故崔杼之事稱“南史氏執簡”，而華督之事稱“名在諸侯之策”，其文互見。奇齡乃以簡書、策書為經、傳之分，亦為武斷。然其書一反胡《傳》之深文而衡以事理，多不失平允之意。其義例皆有徵據，而典禮尤所該洽。自吳澄《纂言》以後，說《春秋》者罕有倫比，非其說《詩》、說《書》好逞臆見者比。至於喧呼叫呶，則其結習所成，千篇一律，置之不議不論可矣。
【彙校】
1.“依”，殿本作“以”。
2.“正月”，殿本作“正日”，誤。
春秋簡書刊誤二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毛奇齡撰。是書刊正三《傳》、經文之誤。其以“簡書”為名者，蓋仍執其傳據策書，經據簡書之說也。大旨以《左傳》為主，而附載《公》、《谷》之異文，辨證其謬。因胡安國《傳》多從《穀梁》，併安國亦排斥之。其舍《左氏》而從《公羊》者，惟《襄公十四年》“衛侯衎出奔齊”一條耳。考《左傳》雖晚出，而其文實竹帛相傳。《公》、《穀》雖先立於學官，而其初皆經師口授，或記憶之失真，或方音之遞轉，勢所必然，不足為怪。奇齡所考正者，如會袲不當有齊侯；“單伯送王姬”，不應作“逆”；“齊人來歸衛俘”，據《書序》知“俘”即是“寶”，非經、傳有異；“公伐齊納子糾”，不應無“子”字；“齊人殲于遂”，不應作“瀐”；曹羈出奔陳、赤歸于曹，與鄭忽出奔衛、突歸于鄭同例；會洮不應有鄭世子華；“欒書救鄭”，不應作“侵鄭”；“召公來錫公命”，不應作“賜命”；“襄公五年救陳”1，不應有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；會虢之衛齊惡，不應作石惡；齊欒施不應作晉欒施；叔孫婼不應名舍；“公會齊侯盟于黄”，不應作晉侯；衛趙陽不應作晉趙陽，皆極精覈。至於經書“冬，宋人取長葛”，傳乃作“秋”，但知經、傳不符。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後用商正，取以建酉之月。則此冬而彼猶秋，實與晉用夏正，經、傳皆差兩月一例。又“衛師入郕”，《公羊》“郕”作“盛”，遂詆其“宋將作送，衛將作彗”2，不知《穆天子傳》所載盛姬即郕國之女。《考古圖》“許”或作“鄦”、“魯”或作“鹵”，俱勒諸鍾鼎，斷非訛寫。古字異文，如斯者衆，未可盡以今文繩之。又謂：“昔恒星不見，夜中星隕如雨”，“昔”字訓“夜”，雖見《列子》，然不應一作“昔”，又一作“夜”。不知《列子》稱：“夜則昬憊而熟寐3，昔昔夢為國君”，又稱：“夜亦昬憊而寐，昔昔夢為人僕”，正“昔”、“夜”二字並用。又謂皋陶可作咎由，由於音同；西乞術不可作西乞遂，由於音異。是以後世之平仄，律古人之轉音4。不知《檀弓》以“木”為“彌牟”，《戰國策》以“包胥”為“勃蘇”者，不一而足也。如斯之類，特以偏主一家，曲加排斥，均為未得其平。甚至“于”作“於”、“饗”作“享”，經、傳處處通用。於《公》、《穀》亦縷摘之，益瑣屑矣。然其可取者多，瑕究不掩其瑜也。
【彙校】
1.“陳”，殿本作“鄭”，誤，《春秋·襄公五年》秋“公會晉侯、宋公、陳侯、衛侯、鄭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齊世子光、吳人、鄫人于戚”，“冬戍陳”。
2.“彗”，殿本作“慧”，誤。此書卷一原文作“是宋可作送，衛可作彗”。
3.殿本“寐”下有“者”字，據《列子·周穆王》原文删。
4.“轉音”，殿本作“傳音”，誤。
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毛奇齡撰，奇齡作《春秋傳》，分義例為二十二門，而其書則仍從經文十二公之序1。此乃分門隸事，如沈棐、趙汸之體，條理頗為明晰，考據亦多精覈。蓋奇齡長於辨禮，《春秋》據禮立制，而是書據禮以斷《春秋》，宜其秩然有紀也。至《周禮》一書，與《左傳》多不相合。蓋《周禮》為王制，而《左傳》則皆諸侯之事；《周禮》為初制，而《左傳》則皆數百年變革之餘。强相牽附，徒滋糾結。奇齡獨就經說經，不相繳繞，尤為特識矣。是書為奇齡門人所編，云本十卷。朱彝尊《經義考》惟載六卷，且云“未見”。此本於二十二門之中僅得七門，而“侵伐”一門尚未及半。蓋編次未竟之本。雖非完書，覈其體要，轉勝所作《春秋傳》也。
【彙校】
1.“經文”，殿本作“經史”。
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高士奇撰。士奇字澹人，錢塘人，居於平湖。以諸生薦直內廷，授中書舍人，改翰林院侍講，官至內閣學士。是編乃康熙乙丑士奇奉敕撰《春秋》講義，因考訂地理，併成是書奏進。據閻若璩《潛邱劄記》稱：“秀水徐勝敬可，為人作《左傳地名》訖1，問余成公二年鞌之戰”云云，則實士奇倩勝代作也2。其書以《春秋》經傳地名分國編次，皆先列國都，次及諸邑。每地名之下，皆先列經文、傳文及杜預註，而復博引諸書，考究其異同，砭正其疏舛，頗為精覈。惟時有貪多炫博，轉致瑣屑者。如魯莊公築臺臨黨氏3，遂立“黨氏臺”一條，殊於地理無關。又如晉以先茅之縣賞胥臣，遂立“先茅之縣”一條，既不能指為何地，但稱“猶云蘇忿生之田”，則亦安貴於考耶？是則過求詳備之失也。
【彙校】
1.徐勝乃徐善之誤，說詳卷九《易論》條註。
2.《四庫》本此書朱彝尊序曰：“今天子命儒臣編纂《春秋講義》，於是錢塘高學士崇總裁官，既編成經進矣，又廣採方志，以餘力輯《春秋地名考》十四卷，彝尊受而讀之，愛其考跡疆理，多所釐正……而土地之名，尤其要焉者……若經之有緯，書之有正，必有攝也……今老矣，於經義無所發明，序學士之書，幸託姓名傳於後世，竊比於北宫、司馬諸子，獲附見於《春秋》之傳焉。”《曝書亭集》卷三四《春秋地名考序》云：“《地名考》一十四卷，吾鄉徐處士善所輯。予受而讀之，愛其考跡疆理，多所釐正（以下百余字均雷同）……獲附見於《春秋》之傳焉。”可知前者為逢迎高士奇，後者為平居故交迎酬。據《曝書亭集》卷三三《報徐敬可處士書》，此書中卷一“召”條徐善從《帝王世紀》之說，而四庫本乃排《帝王世紀》之說，或高士奇亦有改竄。（楊武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）
3.“築”，殿本作“作”，誤，《春秋·莊公三十二年》載“初，公築臺臨黨氏”。
春秋管窺十二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徐庭垣撰。據《浙江遺書總錄》：“庭垣，秀水人，官新昌縣縣丞。”然不言書成於何時。前有庭垣自序，亦無年月。案庭垣為朱彝尊同縣人，而彝尊《經義考》不載是書，則在彝尊以後矣。自宋以來，說《春秋》者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，遂以貶黜天王，改易正朔，舉天下幹名犯義之事，皆誣稱為孔子之特筆，而不知已亂名教之大防。庭垣自序駁諸儒之失，有曰“世但知推尊聖人，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1。於周天子則其大君，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，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，與魯君並尊者也。身為人臣，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，此犯上作亂之為，而謂聖人肯為之乎？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，豈先王、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？昌言無忌，禍之招也。縱曰深藏其書，不輕示人，然聖人者不欺屋漏，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，又深匿之以圖幸免，亦必無之事矣。舉世襲先儒之論，而不究其非。藉有妄人，亦曰我欲法《春秋》也，亦削天子位號2，黜當代公卿，其將何辭以遏之”云云，其持論最為正大。又自述註釋之例曰：“以《左傳》之事實質經，以經之異同辨例。於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傳及諸儒論釋，其合於義例，先後無悖者，不復置議。如其曲說偏斷，理有窒礙，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”云云，其立義亦為明坦。其中如“桓不書王”之類，閒亦偶沿舊說，然其大旨醇正，多得經意。與焦袁熹之《闕如編》，其識皆在啖3、趙諸儒之上，正未可貴遠而賤近也。舊帙蠹蝕，字句閒有殘闕，無别本可以校補。然大旨宏綱，炳然無損，正不以一二斷簡廢之矣。
【彙校】
1.“固”，殿本作“故”，誤，據自序原文。
2.“位號”，殿本作“之號”，誤，據自序原文。
3.“識”，殿本作“說”。
三傳折諸四十四卷（江蘇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張尚瑗撰。尚瑗字宏蘧，一字損持，吳江人。康熙戊辰進士，改庶吉士。散館外補興國縣知縣。尚瑗初從朱鶴齡遊，講《春秋》之學。鶴齡作《讀左日鈔》，尚瑗亦作《讀三傳隨筆》。積累既久，卷帙遂夥，乃排纂而成是書。曰“折諸”者，取揚雄“羣言淆亂，折諸聖”之語也1。凡《左傳》三十卷，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各七卷，而用力於《左傳》尤多。如卷首所列《郊禘五嶽考》、《地名同考》、《名諡同考》、《名姓世表》諸篇，皆引據典覈，可資考證。惟其書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，每據摭漢、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，往往支離曼衍。如因衛懿公好鶴，遂涉及唐元宗舞馬之類，不一而足。與經義或渺不相關，殊為蕪雜。然取材既廣，儲蓄遂宏。先儒訓詁之遺，經師授受之奧，微言大義，亦多錯見於其中。所謂披沙簡金，往往見寶，固未可以其糠粃遂盡棄其精英2。且《春秋》一經，說者至夥，自孫復、劉敞之徒倡言廢傳，後人沿其流派，遂不究事實而臆斷是非。胡安國《傳》自延祐以來懸為功令，而《僖公十七年》之滅項乃誤歸獄於季孫，由議論多而考證少也3。尚瑗是書雖未能刊削浮文，頗乖體要，而蒐羅薈稡，猶為摭實之言。過而存之，視虚談褒貶者固勝之遠矣。
【彙校】
1.“之”，殿本作“人”，誤，揚雄《法言·吾子》原文作“衆言淆亂，則折諸聖”。
2.“遂”，殿本作“而”。
3.殿本“由”下有“於”字。
春秋闕如編八卷（江蘇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焦袁熹撰。袁熹字廣期，金山人。康熙丙子舉人。是編為袁熹未成之書，僅及《成公八年》而止。每卷有袁熹名印，蓋猶其稿本。前有其孫鍾璜跋，亦當時手跡也。自《穀梁》發常事不書之例，孫復衍有貶無褒之文，後代承流，轉相摹倣，務以刻酷為經義。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上至天王，下至列國，無一人得免於彈刺。遂使游、夏贊之而不能者，申、韓為之而有餘。流弊所極，乃有貶及天道者（吕柟《春秋說志》謂：“書季孫意如卒，所以見天道之左”）。《春秋》於是乎亂矣。袁熹是書獨酌情理之平，立褒貶之准，謹持大義而刊削煩苛。如隱公盟蔑，諸家皆曰惡私盟。袁熹則謂：“繼好息民，猶愈於相虞相詐。至七年伐邾，事由後起，不容逆料而加貶辭。”又謂：“會潛之戎，本雜處中國，修好息民，亦衰世之常事，褒貶俱無可加。”謂無駭之書名，“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，非貶而去之。”謂書齊侯弟年，“見齊之重我，使其親貴”，非譏過寵其弟。謂：“書螟為蟲傷苗稼，即當留意補助，不以此一事便為惡。”如此之類數十條，皆一洗曲說。至於“武氏子求賻”，乃魯不共命，天王詰責，豈敢反譏天王？“家父求車”，乃天子責貢賦有闕，經婉其文曰“求車”，不應舍其下，責其上。尤大義凜然，非陋儒所及。末附《讀春秋》數條，論即位或書或不書，四時或備或不備，有史所本無，有傳寫脱佚，非聖人增減於其閒，亦足破穿鑿之說。近代說《春秋》者，當以此書為最。雖編輯未終，而義例已備，於經學深為有裨，非其經說諸書出於門人雜錄者比也。
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1
國朝張自超撰。自超字彝歎，高淳人。康熙癸未進士，未仕而卒。《江南通志》列之《儒林傳》中。是書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，不為隱深阻晦之說。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，不可知者則闕之。篇首《總論》二十條，頗得比事屬辭之旨。其中如“單伯逆王姬”，則從王氏之說，以為魯之大夫；於“秦獲晉侯”，辨所以不書名之故；於“宋師敗績”，辨所以不書公之故；於“司馬華孫來盟”，辨胡《傳》義不係乎名之說；於盟宋，罪趙武之致弱；於楚公子比、公子棄疾弑立，書法見《春秋》微顯之義；於“齊殺高厚”謂非說晉，而於“衛人立晉”一條尤得《春秋》深意。雖以“宗朱”為名，而參求經傳，務求心得，實非南宋以來穿鑿附會之說。後方苞作《春秋通論》，多取材此書。近時解《春秋》者，焦袁熹《春秋闕如編》外，此亦其亞矣。
【彙校】
1.文淵閣《四庫》本尚有卷首一卷。（沈治宏：《中國叢書綜錄》訂誤）
春秋通論四卷（江蘇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方苞撰。苞有《周官集註》，已著錄。是編本《孟子》“其文則史，其義則某竊取之矣1”，貫穿全經，案所屬之辭，合其所比之事。辯其孰為舊文，孰為筆削，分類排比，為篇四十。每篇之內，又各以類從。凡分章九十有九。考筆削之跡，自古無徵。《公羊傳》曰：“《不修春秋》曰：‘霣星不及地尺而復2’，君子修之曰：‘星霣如雨’。”原本、改本並存者此一條耳。《左傳》：“寧殖曰載在諸侯之策，曰：‘孫林父、寧殖出其君。’”經文則曰：“衛侯衎出奔齊。”其為聖人所改與否，已不可定。至《左傳》稱：“仲尼謂：‘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訓。’書曰：‘天王狩于河陽’。”則但有改本，不知原本為何語矣。故黄澤曰：“《春秋》所以難看，乃是失卻《不修春秋》。若有《不修春秋》互相比證，則史官記載，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易見。”是自昔通儒，已以不見魯史無從辯别為憾。苞乃於二千餘載之後，據文臆斷，知其孰為原書，孰為聖筆，如親見尼山之操觚。此其說未足為信。惟其掃《公》、《穀》穿鑿之談，滌孫、胡鍥薄之見，息心靜氣，以經求經，多有協於情理之平，則實非俗儒所可及。譬諸前修，其吳澄之流亞歟？
【彙校】
1.“矣”，底本作“意”，據殿本改。《孟子·離婁下》原文作“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‘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’”
2.《春秋公羊傳·莊公七年》曰：“《不修春秋》曰：‘雨星不及地尺而復’，君子修之曰：‘星霣如雨’。”註云：“明其狀似雨爾，不當言雨星。不言尺者，霣則為異，不以尺寸錄。何以書？記異也。”則“霣星”當作“雨星”。
春秋世族譜一卷1（兩江總督採進本）2
國朝陳厚耀撰。厚耀字泗源，泰州人。康熙丙戌進士，官蘇州府教授。以通算入直內廷，改授檢討，終右諭德3。春秋之世，自王朝以迄諸侯大夫得姓受氏，各有源流。其人之見於經傳者，不可殫數。漢宋衷有《世本》四卷，唐代尚傳。今惟孔氏《正義》中偶載其文，而書則久佚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有《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》十三卷，不知何人所撰，今亦無存。杜預作《春秋釋例》，中有《世族譜》一篇，具載其世系昭穆之詳。而自宋以來，湮沒不見。今恭遇聖代表章遺籍，《釋例》一書，得於《永樂大典》中裒輯叢殘，復為完帙。獨《世族譜》僅存數條，仍不免於闕略。厚耀當時既未睹《釋例》原本，因據孔氏《正義》，旁參他書，作此以補之。其體皆倣旁行斜上之例，首周世次圖，而以周之卿大夫附後。次魯、次晉、次衛、次鄭、次齊、次宋、次楚、次秦、次陳、次蔡、次曹、次莒、次杞、次滕、次許、次邾、次吳、次越、次小國諸侯。皆先敘其君王世系4，而附以卿大夫。其偶見經傳而無世次可稽，如周之凡伯、南季，魯之衆仲、秦子之類，則别曰《雜姓氏名號》，另為一篇，附卿大夫世系之後。搜採頗為該洽。近時顧棟高作《春秋大事表》，有《世系表》二卷，其義例與此相近，而考證互有異同。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、召莊公諸人，此書徵引不及顧本之備。又脱漏王叔氏世系不載，亦為遜於顧本。然顧氏於有世系者敘次較詳，其無可考者概闕而不錄。此書則於經傳所載之人祇稱官爵及字者，悉臚採無遺，實為顧本所未及。讀《春秋》者以此二書互相考證，則《春秋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。
【彙校】
1.文淵閣《四庫》本為二卷。（沈治宏：《中國叢書綜錄》訂誤）
2.此條底本置於《春秋長曆》條之後，與文淵閣庫書次序不符，據殿本改。
3.“厚耀字泗源”至“終右諭德”，底本無，據殿本補。
4.“君王”，殿本作“君之”，疑誤。
春秋長曆十卷（兩江總督採進本）
國朝陳厚耀撰1。是書補杜預《長曆》而作。原本不分卷帙，今約略篇頁，釐為十卷。其凡有四：一曰《曆證》。備引《漢書》、《續漢書》、《晉書》、《隋書》、《唐書》、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左傳註疏》、《春秋屬辭》、《天元曆理》、朱載堉《曆法新書》諸說2，以證推步之異。其引《春秋屬辭》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，為《註疏》所無。又引《大衍曆義》“春秋曆考”一條3，亦《唐志》所未錄。尤足以資考證。二曰《古曆》。以古法十九年為一章。一章之首，推合周曆正月朔日冬至。前列演算法，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，橫列為四章，縱列十二公，積而成表，以求曆元。三曰《曆編》。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，而以經傳干支為證佐。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。四曰《曆存》。以古曆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。杜氏《長曆》則為辛巳朔，乃古曆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，謂元年之前失一閏，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。厚耀則謂如預之說，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，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、三年十二月之庚戌、四年二月之戊申，又不能合。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，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，亦皆失之。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，乃多一閏。因退一月就之，定隱公元年正月為庚辰朔，較《長曆》實退兩月，推至僖公五年止。以下朔閏，因一一與杜《曆》相符，故不復續載焉。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排4，而以閏月小建為之遷就。厚耀明於曆法，故所推較預為密。蓋非惟補其闕佚，並能正其訛舛，於考證之學極為有裨。治《春秋》者固不可少此編矣。
【彙校】
1.底本此句下有“厚耀字泗源”至“終右諭德”一段，據殿本删。
2.“朱載堉”，殿本作“朱載立育”，誤，《明史·藝文志》著錄朱載堉撰《曆學新說》二卷。
3.“《大衍曆義》”，殿本作“《大衍歷數》”。此書卷一《集證》《春秋屬辭》條引《大衍曆合朔議》曰：“春秋日食有甲、乙者三十四。殷曆、魯曆先一日者十三，後一日者三，周曆先一日者二十二，先二日者九。其偽可知矣。”則所引書名當作《大衍曆合朔議》。
4.“遞排”，殿本作“遞推”。
半農春秋說十五卷（內府藏本）1
國朝惠士奇撰。士奇有《半農易說》，已著錄。士奇父周惕，長於說經，力追漢儒之學。士奇承其家傳，考證益密，於《三禮》覈辨尤精。是書以《禮》為綱，而緯以《春秋》之事，比類相從，約取三《傳》附於下，亦閒以《史記》諸書佐之。大抵事實多據《左氏》，而論斷多採《公》、《穀》。每條之下，多附辨諸儒之說。每類之後，又各以己意為總論。大致出於宋張大亨《春秋五禮例宗》、沈棐《春秋比事》，而不立門目，不設凡例。其引據證佐，則尤較二家為典覈。雖其中災異之類，反復辨詰，務申董仲舒《春秋》陰陽，劉向、劉歆《洪範》五行之說，未免過信漢儒，物而不化。然全書言必據典，論必持平，所謂元元本本之學，非孫復等之枵腹而談，亦非葉夢得等之恃博而辨也。
【彙校】
1.文淵閣《四庫》本書名為《惠氏春秋說》。（沈治宏：《中國叢書綜錄》訂誤）
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（兩江總督採進本）1
國朝顧棟高撰。棟高有《尚書質疑》，已著錄。是書以《春秋》列國諸事，比而為表。曰《時令》，曰《朔閏》，曰《長曆拾遺》，曰《疆域》，曰《爵姓存滅》，曰《列國地理犬牙相錯》，曰《都邑》，曰《山川》，曰《險要》，曰《官制》，曰《姓氏》，曰《世系》，曰《刑賞》，曰《田賦》，曰《吉禮》，曰《凶禮》，曰《賓禮》，曰《軍禮》，曰《嘉禮》，曰《王跡拾遺》，曰《魯政下逮》，曰《晉中軍》，曰《楚令尹》，曰《宋執政》，曰《鄭執政》，曰《爭盟》，曰《交兵》，曰《城築》，曰《四裔》，曰《天文》，曰《五行》2，曰《三傳異同》，曰《闕文》，曰《吞滅》，曰《亂賊》，曰《兵謀》，曰《引據》，曰《杜註正訛》，曰《人物》，曰《列女》。其《險要表》後附以《地形口號》，《五禮表》後附以《五禮源流口號》。《輿圖》則用朱字、墨字以分别古今地名。《附錄》則皆諸表序，並表中所未及者，又為辨論以訂舊說之訛。凡百三十一篇。考宋程公說作《春秋分紀》，以傳文類聚區分，極為精密。刊版久佚，鈔本流傳亦罕。棟高蓋未見其書，故體例之閒往往互相出入。又表之為體，昉於周《譜》。旁行斜上，經緯成文，使參錯者歸於條貫。若其首尾一事，可以循次而書者，原可無庸立表。棟高事事表之，亦未免繁碎。至參以七言歌括，於著書之體亦乖。然條理詳明，考證典覈，較公說書實為過之。其辨論諸篇，皆引據博洽，議論精確，多發前人所未發，亦非公說所可及。其《朔閏》一表，用杜預隱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說，與陳厚耀所推《長曆》退一閏者不合。蓋厚耀之書棟高亦未之見，故稍有異同云。
【彙校】
1.文淵閣《四庫》本尚有《讀春秋偶筆》一卷。（沈治宏：《中國叢書綜錄》訂誤）
2.“《五行》”，殿本作“《五刑》”，誤，此書卷四十一為《五行表》。
春秋識小錄九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程廷祚撰。廷祚有《大易擇言》，已著錄。是書凡《春秋職官考略》三卷，《春秋地名辨異》三卷1，《左傳人名辨異》三卷2。其考職官，首為數國共有之官，次為一國自有之官。皆分列排纂，凡與《周禮》異同者一一根據註、疏為之辨證，頗為精覈。末為《晉軍政始末表》，序晉軍八變之制，而詳列其將佐之名。又以御戎、戎右附表於後，亦皆整密。惟置諸國而獨詳晉，則未知其例云何也。其考地名，首為地同而名異，次為地異而名同。末為《晉書地理志證今》，以杜預註《左傳》皆用晉代地名故也。其辨人名，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，皆彙列而分註之。大致與《春秋名號歸一圖》互相出入，而較為簡明。雖似與經義無關，然讀經、讀傳者往往因官名、地名、人名之舛異，於當日之事蹟不能融會貫通。因於聖人之褒貶，不能推求詳盡。如胡安國之誤執季孫，橫生異論；毛奇齡之附會尹氏，牽合正經者，蓋有之矣。則廷祚是書，固讀《春秋》家所當知也3。
【彙校】
1.“辨異”，殿本作“辨義”，誤，此書卷四至六為《春秋地名辨異》。
2.“辨異”，殿本作“辨義”，誤，此書卷七至九為《春秋人名辨異》。
3.“家”，殿本作“者”。
左傳補註六卷（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）
國朝惠棟撰。棟有《周易述》，已著錄1。是書皆援引舊訓，以補杜預《左傳集解》之遺。本所作《九經古義》之一，以先出别行，故《九經古義》刊本虚列其目而無書。目作四卷，此本實六卷，則後又有所增益也2。其中最典確者，如《隱五年》“則公不射”，引《周禮·射人》“祭祀則贊射牲”、《司弓矢》“供射牲之弓矢”及《國語》倚相之言，證旁引“射蛟”之誤（案此朱子之說，非杜註也，蓋因補杜而類及之）。《莊公十四年》“繩息媯”，引《吕覽》“周公作詩，以繩文王之德”及《表記》鄭註“譽，繩也”，證杜註訓“譽”之由3。《二十八年》“臧孫辰告糴于齊，禮也”，引《周書·糴匡解》“年儉穀不足4，君親巡方，卿告糴”，證為古禮。《僖五年》“虞不臘矣”，引《太平御覽》舊註及《風俗通》、《月令章句》，證臘不始秦。《十年》“七輿大夫”，引王肅《詩傳》，證“七”當作“五”。《二十二年》“大司馬固諫曰”，引《晉語》“公子過宋，與司馬公孫固相善”，證“固”為人名。《二十七年》“《夏書》曰”，引《墨子·明鬼篇》，證《尚書》但有《夏書》、《商書》、《周書》，本無《虞書》。《文十八年》“在九刑不忘”，引《周書·嘗麥解》，證為《刑書》九篇。《宣二年》“以視於朝”，引《毛詩·鹿鳴》箋、《儀禮·士昬禮》註，證“視”為正字，郭忠恕作“示”為誤。《三年》“不逢不若”，引郭璞《爾雅註》作“禁禦不若”，證以杜註“逢”字在下文，知今本訛寫。《六年》“以盈其貫”，引《韓非子》“以我滿貫”，證“貫”字。《成十六年》“徹七劄焉”，引《吕覽·愛士篇》，證鄭康成“一甲七劄”之說。《襄二十三年》“娶於鑄”，引《樂記》鄭註，證“鑄”即祝國。又“踞轉而鼓琴”，引許慎《淮南子註》5，證“轉”即“軫”。《二十五年》“慎始而敬終6，終以不困”，引《周書·常訓解》，證不出古文《蔡仲之命》。《二十七年》“崔杼生成及彊而寡”，引《墨子·辭過篇》，證無妻曰寡。《昭元年》“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”，引《禮記正義》，證杜註“五獻”之誤。《十五年》“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”，引《墨子》《公孟》、《非儒》二篇，證妻喪三年為春秋末造之禮。《二十六年》“鑋而乘于他車7”，引《說文》，證“”誤作“鑋”。《哀二十五年》“韤而登席8”，引《少儀》，證燕必解韤。皆根據昭然，不同臆揣。至《文二年》“廢六關”，引《公羊傳註》，證“廢”訓“置”則是，又引韋昭《國語註》，證“置”訓“廢”則非。蓋“置”有二義，一為“建置”之置，《公羊註》所言是也。一為“棄置”之置，《國語註》所言是也。此猶“亂”可訓“治”，而“亂離瘼矣”不可訓“治”；“臭”可訓“香”，而“逐臭之夫”不可訓“香”。古之設關在譏而不在徵，臧文仲廢六關以博寬大之譽，而使姦宄莫詰，陰以厲民，故誅其心而謂之不仁。棟但執反覆旁通之義，殊為偏駁。又《文十三年》“其處者為劉氏9”，孔穎達疏明言漢儒加此一句，則為“劉”字無疑10。而必謂原作“留”字，漢儒改為卯金刀。《宣二年》“文馬百駟”，當以邱光庭《兼明書》所辨為是，而必引《說文》“畫馬”之訓。《襄十七年》“澤門之皙11”，謂古“皋”、“澤”字通，又謂“諸侯有皋門”，其說固是。然邑中澤門，各指所居，皋門非所居之地也。《二十一年》“公姑姊”，既謂註、疏皆非，斷為同宗之女。然於“姑”可解，於“姊”終無解也。《二十五年》“執簡以往12”，引服虔說一簡八字，證太史書崔杼事亦八字，殊嫌牽合。《三十年》“亥有二首六身”，即指為《孟子》之“亥唐”，尤為附會。《昭七年》“余敢忘高圉、亞圉”，引《竹書紀年》補杜預之闕。不知汲郡古文，預所目睹。預既不引，知原書必無此文，未可以後來偽本證其疏漏（案書中屢引《竹書紀年》，蓋未及詳考今本之偽）。至於《二十一年》“鄭翩願為鸛13”，引陸佃《埤雅》之雜說（案鸛井出《酉陽雜俎》，非始於佃）。《哀六年》“無疾而死”，引《汲冢瑣語》之野談。《十二年》“效夷言14”，謂《春秋》時已重吳音，不始於晉。更非註經之體矣。他如“公即位”之“位”，必欲從古經作“立”。“屢豐年”之“屢”，必欲從《說文》作“婁”。亦皆徒駴耳目，不可施行。蓋其長在博，其短亦在於嗜博；其長在古，其短亦在於泥古也。
【彙校】
1.依《總目》體例，當作“棟有《新本鄭氏周易》，已著錄。”（漆永祥：《四庫總目提要》惠棟著述糾誤）
2.惠棟《左傳補註》序：“棟曾王父朴庵先生，幼通《左氏春秋》，至老不衰，嘗因杜氏之未備者，作《補註》一卷……棟少習是書，長聞庭訓，每謂杜氏解經，頗多違誤，因刺取經傳，附以先世遺文，廣為《補註》六卷。”可知此書名非始於棟，文淵閣《四庫》本《九經古義》亦未列其目。（同1）
3.“註”，底本無，據此書卷一原文及殿本補。
4.“糴匡解”，殿本作“糴匡篇”，誤，《逸周書·糴匡解第五》曰：“年儉穀不足……君親巡方，卿參告糴”。
5.“許慎”，殿本作“許懷”，誤，據此書卷四原文所引。
6.“終”，殿本脱，據《左傳·襄公二十五年》原文。
7.“二十六年”，殿本作“十六年”，誤，《左傳·昭公二十六年》：“鑋而乘于他車以歸”。
8.“哀”，殿本脱，《左傳·哀公二十五年》：“褚師聲子韤而登席”。
9.“文十三年”，殿本作“文十四年”，誤，《左傳·文公十三年》：“其處者為劉氏”。
10.“劉字”，殿本作“劉氏”。
11.“襄”，殿本作“成”，誤，據《左傳·襄公十七年》原文。
12.“以”，殿本作“而”，誤，據《左傳·襄公二十五年》原文。
13.“二十一年”，殿本作“二十五年”，誤，據《左傳·昭公二十一年》原文。
14.“夷”，殿本作“齊”，誤，據《左傳·哀公十二年》原文。
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（江蘇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沈彤撰。彤有《尚書小疏》，已著錄。是編以趙汸、顧炎武所補《左傳》杜註為未盡，更為訂正。其中得失互見。如《襄公二十六年傳》1：“享子展，賜之先路、三命之服，先八邑。賜子產次路、再命之服，先六邑。”彤謂：“八邑、六邑其數少，乃《司勳》所云賞地，非採邑之加田，疏亦誤。”今考《司勳》曰：“凡頒賞地，參之一食，惟加田無國正。”註曰：“加田既賞之，又加賜以田，所以厚恩也。”據此，則是特以賞田有所未盡，更加以賞，未有賞田反少，加田反多者。今彤謂八邑、六邑為數少，當是賞地，則加田為數當多矣。與《周禮》殊為未合。蓋彤著《周官祿田考》，誤以《大司徒》註小都2、大都旁加之數即為《司勳》之加田。故今以子展、子產皆國卿，若受加田則約得小都，旁加四里。《傳》云“八邑”者，據註不過三十二井；云六邑者，不過二十四井。故疑其數少，非加田。其實皆不然也。又如《文西元年傳》：“歸余于終”，彤謂：“積氣朔餘日以置閏，在四季月，故曰‘歸余於終’。經、傳所書閏月，皆不得其正。惟昭公二十年閏八月，於夏時適為閏六月，偶合耳。”今考《昭公二十年》書“春王正月”，《傳》曰：“二十年春，王二月己丑3，日南至。”杜註謂當言“正月己丑朔4，日南至”。時史失閏更在二月後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，《傳》更具於二月。疏謂：“曆之正法，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。即此年正月，當是往年閏月，此年二月，乃是正月。時史於往年錯不置閏，閏更在二月之後，《傳》於八月之下乃云‘閏月戊辰，殺宣姜’是也。註不言在八月後者，以正月之前當置閏，二月之後即不可也。”據此，則是年八月置閏，正史官之失。彤反以為偶合，亦非也。至如《襄公二十八年傳》“令倍其賦”，孔疏謂：“賞地之稅三分，王食其一，二入于王臣。此採邑貢王之數。然則諸侯之臣受采地者，亦當三分之一歸於公。言重倍其賦，當以三分而二入公。”今考採邑貢王，《小司徒》註曰：“采地食者皆四之一。百里之國凡四都，一都之田稅入于王。五十里之國凡四縣，一縣之田稅入于王。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，一甸之田稅入于王。”其賞地貢王，則孔疏所引《司勳》註“三分計稅，王食其一”是也。然則采地、賞地貢數顯異。今孔疏於侯國采地之賦不計四分之一而計三分之一，是誤以賞地為采地矣。彤辨正其非，足辟相沿之謬。又如《襄公二十五年傳》5：“賦車兵、徒兵”，杜註云：“車兵，甲士。”孔疏云：“知非兵器者，上云數甲兵，下云甲楯之數，故知此謂人也。”顧炎武謂執兵者之稱“兵”自秦始，三代以上無之，凡杜之以士卒解“兵”者皆非。彤引《隱公五年傳》“諸侯之師敗鄭徒兵”、《襄西元年傳》“敗其徒兵于洧上”，云“徒兵”，則不得謂非士卒矣。亦可以補正顧氏之失。雖未完之書，錄而存之，於讀《左傳》者亦有所裨也。
【彙校】
1.“襄”，殿本作“文”，誤，據《左傳·襄公二十六年》原文。
2.“《大司徒》註”，殿本作“《大司農》註”，皆誤，應為《周禮·小司徒》註文。
3.“王”，殿本脱，據《左傳·昭公二十年》原文。
4.“朔”，殿本脱，據《左傳·昭公二十年》杜預註原文。
5.“襄”，殿本作“文”，誤，據《左傳·襄公二十五年》原文。
春秋地理考實四卷（安徽巡撫採進本）
國朝江永撰。永有《周禮疑義舉要》，已著錄。是編所列《春秋》山川國邑地名，悉從經傳之次。凡杜預以下舊說已得者仍之，其未得者始加辨證，皆確指今為何地。俾學者案現在之輿圖，即可以驗當時列國之疆域及會盟侵伐之跡，悉得其方向道里。意主簡明，不事旁摭遠引，故名曰《考實》。於名同地異，註家牽合混淆者，辨證尤詳。如謂《隱公元年傳》“費伯帥師城郎”，其地在今廢魚台縣，去曲阜二百里許。而《九年》經書“城郎”及《桓十年》“齊侯、衛侯、鄭伯來戰于郎”、《莊十年》“齊師、宋師次于郎”者，别為魯近郊地名。則《公羊傳》所謂“吾近邑”、《左傳》記公子偃自雩門出，先犯宋師，與《哀十一年》“師及齊師戰于郊”，《檀弓》作“戰于郎”者，皆無疑矣。《僖公三十年傳》：“燭之武見秦伯曰：‘許君焦、瑕’。”杜預以焦、瑕為晉河外列城二邑，與《傳》所云晉惠公“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，東盡虢略，南及華山，內及解梁”者不合。永則謂之武所言，乃“于河外列城舉焦，於內及解梁城者舉瑕，以該所許之邑。”引《水經註》云：“涑水西逕郇城”，“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，解梁即斯城也”，“又西南逕瑕城，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”云云。且考定郇城在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，二地相距三十里許。杜預於《成公六年》“絳大夫言郇瑕氏之地，沃饒近鹽”合郇、瑕為一，於《僖公十五年》“瑕吕飴甥”以瑕吕為姓，皆失之。其訂訛補闕，多有可取。雖卷帙不及高士奇《春秋左傳地名考》之富，而精覈則較勝之矣1。
【彙校】
1.“較勝之”，殿本作“勝之多”。
三正考二卷（編修勵守謙家藏本）
國朝吳鼐撰。鼐有《易象約言》，已著錄。《春秋》以周正紀時，原無疑義。唐劉知幾始有《春秋》用夏正之說。至宋儒泥“行夏之時”一言，遂是非蠭起。元李濂著《夏周正辨疑》，明張以寧著《春王正月考》，而經義始明。鼐復取兩家之說，節其繁冗，益以近儒所論，補所未備。駁胡氏、蔡氏改月不改時及諸儒時月俱不改之說，以明《左氏》“王周正月”之旨，辨證極有根據。其中“三正通於民俗”一條，所引陳廷敬、蔡德晉諸說，於三代諸書所紀年月差互之處，一一剖其所以然，更足以破疑似之見1。雖篇帙無多，而引證詳明，判數百年紛紜轇轕之論，於經學亦為有功矣。
【彙校】
1.“以”，殿本無。
春秋究遺十六卷（安徽巡撫採進本）1
國朝葉酉撰。酉有《詩經拾遺》，已著錄。是編多宗其師方苞《春秋通論》，而亦稍有從違。其曰“究遺”者，蓋用韓愈《贈盧仝》詩“《春秋》三傳束高閣，獨抱遺經究終始”語也。於胡《傳》苛刻之說及《公》、《穀》附會之例，芟除殆盡。於《左氏》亦多所糾正，乃往往並其事蹟疑之。如開卷之“仲子”，謂惠公違禮再娶，以嫡禮聘之可也。酉必據此謂諸侯可再娶，則衛莊公於莊姜見在復娶於陳，陳之厲媯有娣戴媯，其正名為嫡可知，亦將據以為諸侯之禮可並建兩嫡乎？郎之戰距桓公之立已十年，酉乃謂三國來討弑隱公之罪，《左傳》“周班後鄭”之說為誣。鄫季姬之事，《左氏》以為歸寧見止2，於事理稍近。《公羊》以為使自擇配，已屬難據。酉乃斷為季姬巳許鄫子，而僖公悔婚，故季姬義不改適，私會鄫子。“天王狩于河陽”，《左氏》所傳必有所受，此正筆削之微旨。而酉以為周王欲省諸侯殷見之費，自往就之，所傳仲尼之言不可信。皆未免鑿空。《文公十二年》之子叔姬與《十四年》之子叔姬，酉以為孿生之女，已屬臆度。又以齊人所執之子叔姬為舍之妻，《傳》誤以為舍之母。又以《宣公五年》齊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即以妻舍之子叔姬，並非兩人。輾轉牽合，總以“叔”之一字不容有兩生義。不知女笄而字，不過伯、仲、叔、季四文。益以庶長之孟，亦不過五。設生六女，何以字之？是知未笄以前，用名為别，既笄而字，字不妨復。因此而駁《傳》文，未免橫生枝節。“莒人滅鄫”，《傳》言恃賂。酉以為襄公五年鄫已不屬魯，《傳》為失實。而下文“季孫宿如晉”，又用《傳》“晉以鄫故來討，曰：‘何故亡鄫’”之語。使鄫不屬魯，其亡與魯何關，亦為矛盾。他如“王不稱天”、“桓無王”之說，因仍舊文，不能改正。而以趙岐《孟子註》“曹交，曹君之弟”語，證《左傳·哀公八年》“宋人滅曹”之誤，更為倒置。然大致準情度理，得經意者為多。其凡例中所謂變例、特文、隱文、闕文之說，亦較諸家之例為有條理。他若據《漢地理志》，辨戎伐凡伯之楚丘非衛地；據《史記》，夷姜為衛宣夫人，非烝父妾；據《宣公三年》經書“春王正月，郊牛之口傷，改卜牛，牛死，乃不郊”，辨魯不止僭祈穀之郊。若斯之類，亦時有考證3。統覈全書，瑕固不掩其瑜也。
【彙校】
1.文淵閣《四庫》本尚有《春秋總說》一卷《春秋比例》一卷。（沈治宏：《中國叢書綜錄》訂誤）
2.“以為”，殿本作“以之”。
3.“他若據《漢地理志》”至“亦時有考證”，殿本無。
春秋隨筆二卷（洗馬劉權之家藏本）
國朝顧奎光撰。奎光字星五，無錫人。乾隆乙丑進士，官瀘溪縣知縣。是編不載經文，但偶有所得則錄之，故名《隨筆》。其中如“桓公會稷，以成宋亂”，“成”自訓“平”。其下取鼎納廟之事，所謂美始而惡終也。而奎光取劉敞之說，以為成就其亂。《春秋》諱國惡，二百四十二年無此徑遂之筆也。公子翬之寵自以翼戴之故，華氏之立自以賂故，兩不相謀。而奎光謂立華氏為翬之私，華氏立而翬遂命為公子。夫國君樹其私人，豈必援鄰國之例？不立華氏，翬將終身不命乎？鄭滅虢、檜，晉滅魏、霍，其事舊矣。而奎光謂滅國自齊桓始，何不考也？紀叔姬歸於酅，自重叔姬之節。而奎光謂以酅存紀，是牽陳滅書“陳災”之《傳》。莊公之娶哀姜，奎光謂因其色美，已為臆度之詞，而又謂莊公未聞好色。彼築台以臨黨氏，割臂以盟孟任，非好色之明證歟？公子友敗莒於酈，奎光以為與翬帥師、慶父帥師其專相等。此無論莒人責賂而來，居於必應之勢，非出軍疆外者比。且覈以《傳》文，絕無專行之證，何所據而斷非君命也？子卒不書弑，自與隱公不書弑一例。而奎光以為史臣之曲筆，豈《春秋》亦曲筆乎？敬嬴“雨不克葬”，自是適值其時。《公羊》以為咎徵，已出附會，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，豈弑逆者葬必遇雨耶？且《春秋》以褒貶為賞罰，不以果報為勸戒，此非經義也。如斯之類，瑕纇蓋所不免。然如謂：“《春秋》例從義起，非義從例生”，謂：“《春秋》有達例，有特筆，然亦須理會大處，不可苛細繳繞”，謂：“春秋時天子僅守府，方伯亦失職。說者乃於小國見伐，責其不告，不足以服其心”，謂：“《春秋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，而胡氏於宰咺歸賵則曰‘貶而書名’，於榮叔歸含及賵則曰‘王不稱天’，如此則無王自《春秋》始矣”，謂：“說《春秋》者自相矛盾，既云為賢者諱，又曰責賢者備；既曰隱公為攝，又曰桓公為篡，何者為是？”皆深中《春秋》家苛刻迂謬之弊，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。奎光嘗撰《然疑錄》，所載說《春秋》諸條，與此相同。其為先有此本，又編於《然疑錄》中，或先載《錄》中，又摘出别為此本，均不可考。然《然疑錄》頗為瑣雜1，論其菁華，則已盡此兩卷中矣。
【彙校】
1.“然”，殿本無。
附錄
春秋繁露十七卷（永樂大典本）
漢董仲舒撰。“繁”或作“蕃”，蓋古字相通。其立名之義不可解。《中興館閣書目》謂：“繁露，冕之所垂，有聯貫之象。《春秋》比事屬辭，立名或取諸此。”亦以意為說也。其書發揮《春秋》之旨多主《公羊》，而往往及陰陽五行。考仲舒本傳，《蕃露》、《玉杯》、《竹林》皆所著書名，而今本《玉杯》、《竹林》乃在此書之中。故《崇文總目》頗疑之，而程大昌攻之尤力。今觀其文，雖未必全出仲舒，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，非後人所能依託也。是書宋代已有四本，多寡不同。至樓鑰所校，乃為定本。鑰本原闕三篇。明人重刻，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，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，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，又第二十五篇顛倒一頁，遂不可讀1。其餘訛脱，不可勝舉。蓋海內藏書之家，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兹矣。今以《永樂大典》所存樓鑰本詳為勘訂，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，删一百二十一字，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。神明煥然，頓還舊笈。雖曰習見之書，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。倘非幸遇聖朝右文稽古，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，則此十七卷者，竟終沈於蠹簡中矣，豈非萬世一遇哉2！
（案，《春秋繁露》雖頗本《春秋》以立論，而無關經義者多，實《尚書大傳》、《詩外傳》之類。向來列之“經解”中，非其實也。今亦置之於附錄。）
【彙校】
1.此書卷十三《人副天數》第五十六題下小註云：“案，此篇首他本闕三百九十六字。”蘇興《春秋繁露義證》引盧文弨校本亦云：“各本闕篇首三百九十六字。”卷十六《止雨》第七十五“裏正父老三人以上，祝一人，皆齋”下小註云：“案，以下他本闕一百八十字。”蘇興引盧文弨校本亦云：“以下一百八十字，各本闕。”卷十《深察名號》第三十五“今萬民之”下小註云：“案，他本誤以下‘文言無驗之說’至‘故謹于正名名非’四百六字移在此處。”蘇興引盧文弨校本亦云：“今從官本移正。”（江慶柏等整理：《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》）
2.國家圖書館藏有宋嘉定四年江右計台刻本十七卷，即樓鑰校本，且完好無損。明影宋寫本、述古堂影宋鈔本亦優於《永樂大典》輯本。（李致忠：《宋版書敘錄》；崔濤：現存《春秋繁露》單行本版本考略）
右春秋類一百十四部，一千八百三十八卷1，附錄一部，十七卷，皆文淵閣著錄。
【彙校】
1.“一千八百三十八卷”，殿本作“一千八百一卷”，皆誤。實際著錄一千八百七十七卷。
案，《春秋》三傳，互有短長，世以范寧所論為允，寧實未究其所以然也。《左氏》說經，所謂“君子曰”者，往往不甚得經意。然其失也，不過膚淺而已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家，鉤棘月日以為例，辨别名字以為褒貶，乃或至穿鑿而難通。三家皆源出聖門，何其所見之異哉？左氏親見國史，古人之始末具存，故據事而言，即其識有不逮者，亦不至大有所出入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則前後經師，遞相附益，推尋於字句之閒，故憑心而斷，各徇其意見之所偏也。然則徵實跡者其失小，騁虚論者其失大矣。後來諸家之是非，均持此斷之可也。至於《左氏》文章，號為富豔，殘膏剩馥，沾溉無窮。章沖聯合其始終，徐晉卿排比其對偶。後人接踵，編纂日多，而概乎無預於經義，則又非所貴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