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编　近世哲学史

第一章　清儒之标榜汉学
　　自王学之衰专事浮谈，人鲜实学。虽得东林诸君子振之，而亦气节之士多，经济之士少。故及流寇之起，满清乘之，入主中夏。士大夫前仆后继，断脰捐踵，而曾无救于灭亡。于是当时有识之士，至以亡国之罪归之讲学者。顾亭林云：“刘、石乱华，本于清谈之流祸，人人知之。孰知今日之清谈，有甚于前代者。昔之清谈淡老、庄，今之清谈谈孔、孟。未得其精，而已遗其粗；未究其本，而先辞其末。不习六艺之文，不考百王之典，不综当代之务，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，一切不问，而曰一贯，曰无言。以明心见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实学。股肱惰而万事荒，爪牙亡而四国乱。神州荡覆，宗社丘墟。昔王衍妙善玄言，自比子贡，及为石勒所杀，将死，顾而言曰：‘吾曹虽不如古人，向若不祖尚浮虚，戮力以匡天下，犹可不至今日！’今之君子，得不有愧乎其言。”(《日知录》卷七“夫子之言性与天道”条)又云：“以一人而易天下，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，古有之矣。王夷甫之清谈，王介甫之新说，其在于今，则王伯安之良知足也。孟子曰：天下之生久矣。一治一乱。拨乱世，反诸正，岂不在后贤乎！”(《日知录》卷十八“朱子晚年定论”条)此其指斥阳明，可谓至矣。然犹未至罪及宋之程、朱也。故其为《下学指南序》(《亭林文集》)曰：“别其源流，而衷诸朱子之学。”曰：“繇朱子之言，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。”盖亭林立身行己，极服膺紫阳。是故江藩(甘泉人，号郑堂。少尝及惠栋之门)作《汉学师承记》推木本水源之意，以亭林附于卷末。以为有清诸儒，深究经旨，与两汉同风，实由亭林启之。而犹不能无病其多骑墙之见、依违之言者，此也。专攻程、朱，始于毛大可奇龄(萧山人。生于明，死于清康熙间。所著有《大学知本图说》、《中庸说》、《论语稽求篇》，皆攻击宋儒，而《四书改错》诋朱子尤甚)。而李恕谷学于颜习斋，兼出大可之门，其《与方望溪(苞)书》乃谓：“宋后二氏学兴。儒者浸淫其说，静坐内视，论性谈天。与夫子之言，一一乖反。”(见《恕谷集》)又言：“宋儒内外精粗，皆与圣道相反。养心必养为无用之心，致虚守寂。修身必修为无用之身，徐言缓步。为学必为无用之学，闭门诵读。”(《恕谷年谱》卷上)与习斋谓：“朱子之道，千年大行。使天下无一儒，无一才，无一苟定时。”(《朱子语类评》)同于程、朱诸儒，诋毁不遗余力。然颜、李之学，当时传者不广。及惠氏(士奇，字天牧。子栋，字定宇)、戴氏(震)出，一意训诂之学。以为：“由文字以通乎语言，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。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，而不可以躐等。”(《东原集·古经解钩沈序》)于是谓：“故训明则古经明，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。歧故训、理义二之，是故训非以明理义，而胡训胡为？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，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。”(《东原集·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》)盖至是而所谓汉学者，始夺宋学之席。而后生小子，稍习章句，即莫不以诟病理学为能事矣。然吾观有清诸儒，于训诂考据名物象数之谊，固多发明。至其能成一家之言，冒天下之理，而不失矩矱，若顾、若黄(宗羲)、若孙(奇逢)李(颙)、若张(履详)陆(世仪)，皆承宋学之流风。而所谓汉学家者，自东原戴氏一二人外，鲜能以议论自见。至如颜、李之徒，又非汉学所可范围。故或谓汉学盛而宋学衰，宋学衰而中国无复有自有之哲学，未为过也。抑汉学大师，首推惠、戴。而惠天牧手书楹帖，犹云：“六经尊服、郑，百行法程、朱。”病程、朱之空疏则有之，于程、朱之践履，未始有间言也。即江藩作《汉学师承记》，极力标榜汉学，亦取孙、李诸儒，纂为“宋学渊源”一记。谓：“惧斯道之将坠，耻躬行之不逮。愿学者求其放心，反躬律己，庶几可与为善。”(《宋学渊源记序》)其欲调停两家之意，委曲可见。降及道、咸以后，政既不纲，士习亦坏。乐汉学之不及身心，可以纵恣而无忌，遂窟穴其中，专以挦摭宋儒之小疵，为效忠汉学之长技。而高明入于辟邪，中庸流为阘茸，至是宋学既不复存，而汉学亦即全非矣。是故方东树(桐城人，字植之。生于乾隆三十七年，卒于咸丰元年。尝从学于姚姬传鼐，以诸生终)著《汉学商兑》力辨训诂考证之破碎，而程、朱之学之不可诬。然虽龂龂其间，而学力不逮，卒亦无所树立。至若畸人异士，埋迹蒿莱，闭门讲习，虽有其人，亦潜龙之业，其道未光于天下。先时汉学之徒，斥宋明诸儒舍一死报国更无表见，而自清末以迄今日，士夫之寡廉丧耻，苟免一时，其视宋明气节之盛，相去乃更不知道里几许。然则学术之消息，不亦大可知哉！而无识之士，犹欲扬汉学已死之灰，以为是与欧西科学精神相吻合，舍本逐末，泛滥无归。吾不知所谓科学者，其果如是否也。然而欲恃此以为立国之本，则吾有所不忍言者矣。
　　宋明诸儒，虽有异同，而其源要出于佛氏，盖风之所被，未有不与俱化者也。独怪基督教自明万历间入中国，一时士夫颇多与其徒交游者。而由明逮清，儒者之书，鲜道及之。以吾所见，陆桴亭《思辨录》有曰：“天地间只有阴阳，阴阳只有五行。释氏之地水火风，邵子之水火土石，西教之天地气火(本地水气火，桴亭误作天地气火，想系得之传闻，故有此舛。不然，则刊其书者失之)，总欠自然。”(《思辨录辑要》后集卷二天道类)次则应潜斋作《性理大中》(潜斋名撝谦，浙江仁和人。生于明，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)，于论天地气候之变，颇称西士熊氏之说(即熊三拔)，推为精当(《性理大中》卷二十一、二十二)。又为《天教论》谓：“尝念佛生于中国之坤方，则西北乾方，必有偏阳之教与其道相反者。闻欧罗巴人在中国西北，尊天而贱地，殆即此乎。及询之两人，果得所谓天主者。盖生于汉哀帝时如德亚国。起匹夫，其国徒众，翕然从之，化被远近。殁后于几百年，而西北诸国尽从其教。吾观《几何》一书，用点画曲直，尽万形之变。天下之易知，诚无如此者。然而其为道不简，从事于此，必至于杀精。吾观《金刚》一书(此指《金刚经》)，以无住生心，化被区域。天下之简能，诚无如此者。然而其为道不易，从事于此，必至于灭神。天主罹患于西北，则阳亢故也。释迦剥肤于西南，则阴亢故也。西北之人，以无不知为贵，故乐于用心。从事于此，则自生神。西南之人，以无知为贵，故乐于息心。从事于此，则自生精。极其教，则阳过者杀，阴过者灭矣。西北者，其天道之失中者乎？西南者，其地道之失中者乎？”本《易》理以论释迦、基督之教，以为各有所取，亦儒者之所罕见。然亦即自谓未多见其书，其道不能详，故所言全出之揣度。至以《几何》之书与基督之教，并为一谈，是可哂也。窃尝推究其故，盖明时西来之士，如利玛窦、熊三拔之辈，其所持以炫吾国人者，在其技巧，而不在其宗教。即言事天爱物，与中土旧谈，初无所异。故李之藻序利氏《天主释义》(之藻，浙江仁和人。万历进士，官至太仆寺少卿。其所译《名理探》，为名学最初之译本)谓其：“小心昭事大旨，与经传所记，如券斯合。”而庞迪我《七克》一书，以贪傲饕淫怠妒忿，谓之七贼，欲以施舍谦让克之，其文绝美。熊明遇为之序(明遇，江西进贤人。万历进士，官至兵部尚书。东林党人也)，亦曰：“遏欲存理，归本事天。不意西方之士，亦我素王功臣。”云云。是故当时学士大夫之于彼教，乐道其历数星象之学者多，而向往其洁身修禳之术者少；入其笠以招之者多，弃其学而学焉者少。彼之不能益于我，由我之无所取于彼，非必深闭而固拒之也。至若天堂地狱之说，窃之佛氏，我所餍闻。糟粕之谈，不当一盼。况自千七百四年，罗马教廷有不认奉祀祖先之令，与中土之俗更生扞格。于是康熙四十六年，遂幽禁教皇使臣于澳门，而各地教士，亦遭驱逐。举历数星象几何制造之学，向所震惊以为穷神致化者，视如毒螫，而况其教乎哉！故明、清之基督教，不能与齐、梁以来之佛教比者，教有不同，亦势有不同也。

第二章　孙夏峰　附汤潜庵
　　清初诸儒，以孙夏峰最为老师。夏峰名奇逢，字启泰，一字钟元。直隶容城人，生于明万历十二年。年十七举乡试。居京师，与左忠毅公光斗、魏忠节公大中、周忠介公顺昌，以气节相尚。当魏阉乱政，东林党狱起，忠毅、忠节、忠介先后被逮，夏峰百计营救，不得。卒经纪其丧，以各归于其乡。以故义声震一时。当时与营救之役者，夏峰外为定兴鹿正、新城张果中，称为范阳三烈士。正，忠节公善继之父也。夏峰与善继友善，而夏峰家贫，尝与论学，自辰至日昃，始得豆面作羹，夏峰怡然，无不足之色。及明之亡，夏峰已六十。清顺治康熙中，屡征不起。晚岁渡河，慕苏门百泉之胜，且康节、鲁斋讲学之地也，乃移家辉县夏峰村。筑堂曰兼山，读《易》其中。而率子弟躬耕以自给。四方来问学者，随其浅深高下，必开以性之所近。使自力于庸行。有愿留者，亦授田使耕。所居遂成聚焉。康熙十四年卒，年九十二。梨洲纂《明儒学案》时，夏峰已先死，故收而传之。而谓：“北方学者，大概出于其门。使丧乱之余，犹知有讲学一脉，要不可没。”又谓：“岁癸丑作诗寄羲，勉以蕺山薪传。读而愧之。”即其倾倒可知矣。
　　夏峰之学，得力阳明为多，而更和通朱子之学(《夏峰集·寄张蓬轩书》称“幼而读书，谨守程、朱之训，然于陆、王亦甚喜之。”其自言如此。谢无量《哲学史》乃谓夏峰以阳明为宗，晚始和通朱子之学。盖未读《夏峰集》，以意为之者)。其著《理学宗传》自称坐卧其中出入与偕者逾二十年。盖一生精力，全在此书。以周子、两程子、张子、邵子、朱子、陆象山、薛敬轩、王阳明、罗整庵、顾泾阳十一人者，为正宗。而自董仲舒以至金忠节铉、陈几亭龙正凡若干人，则撰为《汉隋唐宋元明诸儒考》。若宋之杨慈湖、明之王龙溪等，其学稍异于正者，又别为附录焉。自元以来，朱、陆异同，时有诤言。及阳明出而所谓程、朱之学，陆、王之学，壁垒益严，畛域益深。主陆、王者，诋程、朱为支离；祖程、朱者，斥陆、王为横决。夏峰则以为支分派别之中，自有统宗会元之地(《四书近指序》中语)。故曰：“朱则成其为朱，陆则成其为陆。学人不必有心立异，亦不必著意求同。若先儒无同异，后儒何处着眼。试看从古帝王贤圣，放伐不同于揖让，清不同于任，任不同于和。亦各存其所见而已矣。”(《寄张蓬轩书》。中有节文)又曰：“朱、王入门原有不同。及其归也，总不外知之明，处之当而已。”(《答常二河书》)其《理学宗传》以陆次朱，以罗、顾次王，合二派而一之者，由此意也。抑夏峰之学，一以自得为主。尝曰：“明道曰：‘天理二字，是自己体贴出来。’是无时无处，莫非天理之流行也。精一执中，是尧、舜自己体贴出来。无可无不可，是孔子自己体贴出来。主静无欲，是周子自己体贴出来。良知，是阳明自己体贴出来。能有此体贴，便是其创获，便是其闻道。恍惚疑似据不定，如何得闻？从来大贤大儒，各人有各人之体贴。是在深造自得之耳。”(《语录》)又曰：“学无自得，剽窃他人，一知半解，强谓了然。如此之病，最难医治。”(同上)故其《与魏莲陆(名一鳌，保定人)书》申述纂辑《宗传》之旨，即曰：“言阳明之言者，岂遂为阳明？须行阳明之行，心阳明之心，始成其为阳明。言紫阳之言者，岂遂为紫阳？须行紫阳之行，心紫阳之心始成其为紫阳。我辈今日，要真实为紫阳为阳明，非求之紫阳、阳明也。各从自心白性上，打起全副精神，随各人之时势，做得满足无遗憾。方无愧紫阳与阳明。”由此观之，则夏峰所得得之紫阳、阳明，而实非得之紫阳、阳明，仍得之于己耳。(《夏峰集》有《识吾说》可见)唯然，斯其所以能和通紫阳、阳明也欤！夏峰所著书，《理学宗传》外，有《四书近指》、《读易大指》、《理学传心纂要》等，而诗文杂著语录，则合并为《夏峰集》共十六卷。
　　夏峰以隐遁终，而其弟子汤斌，则以理学仕清为名臣，官至兵部尚书。斌，河南睢州人。字孔伯，一字荆岘，晚号潜庵。其学一依夏峰，于朱、陆不执同异。所著《洛学编》虽限于洛中一隅，而首列杜子春、钟兴(皆汉儒)，与夏峰《理学宗传》立《汉儒考》同一意。盖不独欲调和朱、陆，兼欲调和汉、宋。其《苏州府儒学碑记》曰：“国家兴治化，在正人心。而正人心，在崇经术。汉儒专门名家，师说相承。当《诗》、《书》煨烬之余，仪文器数之目，删定传授之旨，犹存什一于千百。其时士大夫勇于自立，无苟简之心，孝弟廉让之行，更衰乱而不变。重经之效也。”又曰：“《宋史》道学、儒林，厘为二传。而道学、经学自此分。夫所谓道学者，六经四书之旨，体验于心，躬行而有得之谓也。非经书之外，更有不传之遗学也。故离经书而言道，此异端之所谓道也；外身心而言经，此俗儒之所谓经也。”(《潜庵遗稿》，有节文)凡此皆异日汉学之士，所喋喋以为攻击宋儒之议者，而不知潜庵已先发之。盖风气之变，至此已见其端(夏峰《题费此度中传论》亦云宋儒寻求坠绪，皆赖汉儒之力)。然而潜庵宅心之平，其过汉学家远矣。潜庵巡抚江苏时，兴学校，废淫祀，所请蠲免赋额甚巨。临去敝簏数肩，一物不增于来时。尝言：“宋以前儒者，患不知道。今诸儒之学备矣。苟好学深思，人人可得。第患不力行耳。”(《潜庵语录》)及居尚书，为忌者所中，祸不测。或劝委曲权要以自解，曰：“六十老翁尚何求？吾安之矣。”或又劝盍发忌者阴私以纾祸，曰：“吾不屑为也。”观此，潜庵之学力可以见矣。潜庵生明天启七年，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。年六十一。所著书曰《洛学编》《潜庵遗稿》《潜庵语录》《苏州奏疏》。乾隆元年，赐谥文正。

第三章　陆桴亭　附陆稼书
　　当孙夏峰以阳明和通程、朱讲学于北，而陆桴亭亦以紫阳和通陆、王讲学于南。桴亭名世仪，字道威。苏之太仓人。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。少有经世之志。南都之建，尝上书言事。又尝参人军幕。既解，乃凿地宽可十亩，筑亭其中，高卧闭关谢客。其自号桴亭者以此。初讲学东林，已讲于毗陵，复归讲于里中。当事屡欲荐之，力辞而免。清康熙十一年卒。年六十二。所著有《思辨录》、《思辨录后集》、《性善图说》、《诗文集》、《儒宗理要》、《治通》、《治乡三约》、《礼衡》、《易窥》、《诗鉴》、《书鉴》、《春秋讨论》、《读史笔记》、《城守要略》、《八阵法门》等。而《思辨录》为先生自纪所得之书，尤足觇其学力。有云：“只提一敬字，便觉此身举止动作，如在明镜中。”“敬如日月在胸，万物无不毕照。”“能观物理，便见得虚空劈塞，都无空隙处。”其自得如此。故其论学教人，一本朱子居敬穷理之旨。曰：“居敬穷理四字，是学者学圣人第一工夫。彻上彻下，彻首彻尾，总只此四字。”曰：“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即大居敬而贵穷理。”陆稼书为《思辨录》作序，称其“辨同异，晰疑似，一准于程、朱”者，此也。然先生即亦曰：“陆象山人物甚伟，其语录议论甚高，气象甚阔。初学者读之，可以开拓心胸。”曰：“陆象山曰：此是大丈夫事，么麽小家相者，不足以承当。又曰：大世界不享，却要占个小蹊径；大人不作，却要为小儿态，直是可惜。又曰：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人居其中，须是做得人，方不枉。读以上数语，皆可令人感发兴起，志于圣人之道。”曰：“王新建于致知之中，增一良字，极有功于后学。”曰：“阳明先生社学法最好。欲教童子歌诗习礼，以发其志意，肃其威仪。”(以上皆《思辨录》)则于象山、阳明，皆极倾倒。其稍稍有不足之辞者，以欲防末学横流之失，不得不言之益慎耳。且吾尝读《桴亭诗文集》矣，其《与张受先论学书》谓：“尝读先儒语录，至鹅湖一会，未尝不踊跃思慕，咤为绝盛。又未尝不叹息追悼，痛其开千古辩争之门也。盖自世远言湮，天下万世之望孔氏门墙而趋者，盖无几矣。其不幸而同趋之中，又有异趋者焉。自孔子秉铎于上，颜、曾、游、夏皆出其门，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科矣。而况数千百年之远，学问师传，入门得力，各有所见。其稍稍不同，又何怪焉！故愚谓友朋相遇，当各言其所得。苟其所志同、所学同，所师传得力又同，则坦然倾竭而不敢少秘其私。如或不然，则亦欿然不自满，退然不自胜，各尊所闻，各行所知，以俟诸天下万世之公评而已矣。彼此互辩，两贤相厄，岂所望于有道者邪！”知入门得力，各有所见，而不同为不足怪。故虽主程、朱，而亦兼用陆、王，此正先生之所以成其为广大。而唐镜海(名鉴，湖南善化人。嘉庆进士，官至太常卿)作《学案小识》，乃必欲推尊先生，谓其谨守程、朱家法。一孔之见，真不足与语大儒之事也。
　　桴亭鉴于明儒空疏之失，故其学凡象纬、律历、兵农、礼乐，以及当代刑政、河漕、盐屯诸务，无不穷究。尝曰：“圣人生末世，真是任大责重。使达而在上，则凡井田学校，前人已坏之法，皆其事也。穷而在下，则凡理学经济，前贤未备之书，皆其职也。”又曰：“六艺古法虽不传，然今日所当学者，正不止六艺。如天文、地理、河渠、兵法之类，皆切于用世，不可不讲。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，徒高谈性命，无补于世。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。”今《思辨录》有《读书目录》，分十年诵读、十年讲贯、十年涉猎。自经史、诗文、诸儒语录，以至天文、地理、农田、水利、兵法之书皆备。而尤致意于《本朝事实》、《本朝典礼》、《本朝律令》。注曰：此三书最为知今之要。若先生之学，真无愧于经世致用者矣。然博学之功，仍须一反之笃行。故又曰：“学问从致知得者较浅，从力行得者较深。所谓躬行心得也。”(以上皆《思辨录》)曰：“儒者宁可行过乎言，质过乎文。”(《思辨后录》)盖以体用言，即两不可废。故曰：“君子进德修业。德者，体之立也，内圣之所由积也。业者，用之著也，外王之所由成也。”(《文集·讲学纪事序》)以本末言，即本尤重于末。故曰：“道之外无学，道学之外无人。”(《思辨录》)是故桴亭之学，既殊腐儒之空疏，而亦不同俗学之泛滥。荀子以“以浅持博，以一持万”谓之大儒，若先生者，盖可以当之矣。
　　桴亭言性，有与前儒不同者，其详在《性善图说》。而大略则具于论高、顾两公(即景逸、泾阳)语录大旨。盖其东林讲学之文也。曰：“人性之善，不必在天命上看，正要在气质上看。何以言之？性字是公共的。人有性，物亦有性。禽兽有性，草术有性。若在天命上看，未著于人，未著于物。人之性即物之性，物之性即人之性，无所分别也。无所分别，而谓之至善，则人至善，物亦至善。何以见得至善必当归之于人？惟就气质之性上看，则人之性不同于物之性，禽兽之性不同于草木之性。人得其全，物得其偏。人得其灵，物得其蠢。人得其通，物得其塞。其为至善，必断断属之于人无疑。人苟实见得此理，则天命之性，固是至善，气质之性，亦是至善。学问之功，愈不可少。何以言之？天命之性，浑然至善，固不须学问，而亦着不得学问。气质之性，幸不同于草木鸟兽矣，然不学，则善者亦归于不善。且看禽兽草木，同是气质，惟不知学，不能学，则终不能善。故曰：人为万物之灵，人之气质之性，亦至善也。”(《文集》)桴亭自言从《易·系》“继之者善，成之者性”悟入。吾则以为有感于明儒自龙溪、心斋以后，言性者坠入渺茫，故转从气质有形处寻一着落，以救其一时之弊耳。其言曰：“近来论性，只是二种。一种是遵程、朱之言，跬步不失。说义理，说气质，只在文义上依样葫芦，未见真的。其为弊似乎有二性。一则离却气质，全说本然，极是高明。而其下稍全是打合释、老，离经叛道。二者之失惟均。然高明之为害更大，学者不可不知。”(《思辨录后集》)观此，意固可见。然而曰：“气质二字，因张子与天地之性分别后，诸儒皆作不好的说，以后递相传习。人但一说着气质，便道是不好的物，只要离去他。不知气只是天气，质只是地质。除了天，更无气。除了地，更无质。是气质即天地所命。惟天赋以如是之气质，故有如是之理。但圣人则能践形，而众人则不能践形耳。岂可以形色为非天性乎！”此则足以箝自来言理气者歧而二之之口，大有功于理学者也。与桴亭同讲学者，有盛圣传敬、陈言夏瑚、江虞九士韶。当时称曰四先生。圣传、虞九，尝取桴亭《思辨录》分类汇纂，以为《辑要》。言夏有《确庵文》，或并《桴亭文》录而刻之，曰《陆陈两先生文钞》。
　　清初儒者，二陆并称。一桴亭，一则陆稼书也。然稼书实非桴亭比。稼书，名陇其。浙之平湖人。生明崇祯三年，以清康熙九年，成进士。授江南嘉定令，转直隶灵寿令，皆有治迹。征入都，授四川道监察御史。以争捐纳事，为政府所齮齕，移疾归，屏居华亭泖上。茅屋数椽，布衣蔬食，足迹不入城市。康熙三十一年，感末疾卒。年六十有三。乾隆元年，赐谥清献。所著有《三鱼堂文集》。而官灵寿时，与诸生朔望讲论，辑之以为《松阳讲义》。稼书之学，一主程、朱，而力攻阳明。尝为《学术辨》曰：“阳明以禅之实，而托于儒。其流害固不可胜言矣。然其所以为禅者如之何？曰：明乎心性之辨，则知禅。知禅，则知阳明矣。程子曰：性即理也。邵子曰：心者性之郛郭。朱子曰：灵处是心不是性。是心也者，性之所寓，而非即性也。性也者，寓于心，而非即心也。若夫禅者，则以知觉为性，而以知觉之发动者为心。故彼之所谓性，则吾之所谓心也，彼之所谓心，则吾之所谓意也。阳明言性无善无恶，盖亦指知觉为性。其所谓良知、所谓天理、所谓至善，莫非指此而已。故其言曰：佛氏本来面目，即我们所谓良知。又曰：良知即天理。又曰：无善无恶，乃所谓至善。虽其纵横变幻，不可究诘，而其大旨，亦可睹矣。充其说，则人伦庶物，固于我何有。而特以束缚于圣人之教，不敢肆然决裂也。则又为之说曰：良知苟存，自能酬酢万变。非若禅家之遗弃事物也。其为说则然，然学者苟无格物穷理之功，而欲持此心之知觉以自试于万变，其所见为是者果是，而所见为非者果非乎？又况其心本以为人伦庶物初无与于我，不得已而应之。以不得已而应之心，而处夫未尝穷究之事。其不至于颠倒错谬者，几希。其倡之者，虽不敢自居于禅，阴合而阳离。其继起者，则直以禅自任，不复有所忌惮。此阳明之学，所以为祸于天下也。”(《三鱼堂文集》)其于心性儒释之分，可谓辨之明矣。然谓阳明视人伦庶物为无有，而特以束缚于圣人之教，未敢肆然决裂，则无乃过甚矣乎！当时汤潜庵有《答清献书》谓：“不敢诋斥姚江，非笃信姚江之学也，非博长厚之誉也。以为欲明程、朱之道者，当心程、朱之心，学程、朱之学。或天稍假以年，果有所见，然后徐出数言，以就正海内君子未晚。此时正未敢漫然附和。”(《潜庵遗稿》。有节文)若潜庵者，其意气之平，殆犹胜于清献也。清献叙桴亭《思辨录》，称家居时闻先生之学，而未获亲炙；及承乏嘉定，去先生之乡咫尺，而先生已成古人。潜庵得师夏峰，而清献不得师桴亭，其果清献之不幸也！

第四章　黄梨洲
　　黄宗羲，字太冲，号梨洲，又号南雷。浙江余姚人。生明万历三十七年。父忠端公尊素，以御史劾魏珰，死诏狱。庄烈帝即位，先生年十九，袖长锥入都讼冤。至则魏珰已磔死，乃偕诸忠子弟设祭狱门，而锥杀狱卒之致忠端于死者。及归，以忠端遗命，受学于蕺山先生之门。蕺山专言心性，而黄石斋则兼及象数，当时比之程、邵两家，因更就石斋相质证。并旁及于经史诸子之学。凡江浙藏书之家，无所不造。明亡，鲁王立于绍兴，纠合里中子弟数百人从之，号世忠营。既又副冯侍郎京第，诣日本乞援。事不成，而鲁王亦覆。然先生兴复之志未已，东西奔走，与故将遗臣相要结，冀有所就。当道名捕先生，屡濒于险，而卒得脱免，亦天幸也。事定返里，一意著述。举证人书院，申蕺山之绪。尝谓：“明人讲学，袭语录之糟粕，不以六经为根柢。”教学者必先穷经，而求事实于诸史。又谓：“读书不多，无以证斯理之变化。多而不求诸心，则为俗学。”说者推梨洲之学，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。若横渠之礼教，康节之象数，东莱之文献，艮斋、止斋之经术，水心之文章，莫不旁推交通，为自来儒林所未有。亦实录也。清世屡征不起。以康熙三十四年卒，年八十六。平生著述甚富。其大者，有《明儒学案》、《易象数论》、《明史案》、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律吕新义》、《南雷文定》等。又与子百家辑《宋元儒学案》，未完编。后鄞县全谢山祖望为卒成之。宗羲弟宗炎、宗会，皆有学行，世称三黄。宗炎，字晦木，著有《图书辨惑》，力斥《先天太极图说》之出于道家，清儒多有称之者。
一　原君
　　梨洲守其师蕺山之学，以慎独为入德之要，而要之不出阳明良知一脉。其平生得力，仍偏于经世为多。所作《明夷待访录》，自比于王冕(明初人)之著书，谓待遇明主，不难致伊、吕之业。而顾亭林亦称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(亭林《与梨洲书》)。即其书可知也。然吾以为其能言人之所不敢言，而足令当时硁硁之儒，为之舌挢而不下者，尤莫如《原君》、《原法》之篇。《原君》曰：“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。天下有公理，而莫或兴之；有公害，而莫或除之。有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；不以一己之害为害，而使天下释其害。此其人之勤劳，必千万倍于天下之人。夫以千万倍之勤劳，而己又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故古之人，量而不欲入者，许由、务光是也。入而又去之者，尧、舜是也。初不欲入，而不得去者，禹是也。岂古之人有所异哉！好逸恶劳，亦犹夫人之情也。后之为人君者，不然。以为天下利害之权，皆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，亦无不可。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。始而惭焉，久而安焉。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，传之子孙，受享无穷。汉高帝所谓某业孰与众多者，其逐利之情，不觉溢之于辞矣。此无他，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。今也以君为主，天下为客，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，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产业，曾不惨然。曰：我固为子孙创业也。其既得之也，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。曰：此我产业之花息也。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。向使无君，人各得自私也，人各得自利也。呜呼！岂设君之道，固如是乎。”(下略)抑不独《原君》而已，其《原臣》、《置相》即皆推本此意以为之说。曰：“我之出而仕也，为天下，非为君也；为万民，非为一姓也。”(《原臣》)曰：古者不传子而传贤。其视天子之位，去留犹夫宰相也。其后天子传子，宰相不传子。天子之子不皆贤，尚赖宰相传贤，足相补救。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。宰相既罢，天子之子一不贤，更无与为贤者矣。”(《置相》。明太祖以胡惟庸之变，定制不置宰相，故梨洲云然)且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君为轻。”又曰：“有事君人者，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。有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为悦者也。有天民者，达可行于天下，而后行之者也。有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”自民贵君轻之义不显，天民大人之迹，遂绝于后世。得梨洲而复申明之。则梨洲者，亦为天民大人而已矣。
二　原法
　　吾尝读吕伯恭《论语说》谓：“总统一代谓之政，随事设施谓之事。前汉之政，尚有三代遗意。光武所设施，则皆是事耳。故前汉有政，后汉无政。”颇以其见为不犹人，然未若梨洲《原法》之论之快也。梨洲《原法》曰：“三代以上有法，三代以下无法。可以言之？二帝三王，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，为之授田以耕之；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，为之授地以桑麻之；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，为之学校以兴之，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，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，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。后之人主既得天下，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，子孙之不能保有也，思患于未然，以为之法。然则其所谓法者，一家之法，而非天下之法也。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，以郡县得私于我也。汉建庶孽，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。宋解方镇之兵，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。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！而亦可谓之法乎？三代之法，藏天下于天下者也。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，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，贵不在朝廷也，贱不在草莽也。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，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，不见下之可恶，法愈竦而乱愈不作，所谓无法之法也。后世之法，藏天下于筐箧者也。利不欲其遗于下，福必欲其敛于上。用一人焉，则疑其自私，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。行一事焉，则虑其可欺，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。天下之人，共知其筐箧之所在，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。故其法不得不密，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，所谓非法之法也。”又曰：“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，吾以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。自非法之法，桎梏天下人之手足，即有能治之人，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。有所设施，亦就其分之所得，安于苟简，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。使先王之法而在，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。其人是也，则可以无不行之意；其人非也，亦不至深刻罗网，文害天下。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。”夫古今之论法者，多矣，其见即罔不囿于法之中。若梨洲者，上明立法之本，下究用法之意，言法而独不为法所囿，使得有所藉手，其设施必有可观者。而惜乎其仅以空言而终也！

第五章　顾亭林　张蒿庵附见
　　顾炎武，字宁人。江苏昆山人。本名绛，乙酉后，改名炎武。幼出后世父。母王氏，闻国变不食而卒，戒后人不得事二姓。先生既与同志举义兵不成，屡为怨家所构。乃漫游南北，关塞险阻之处无不至。尝垦田雁门之北，五台之东，欲效马伏波田畴从塞上立业。曰：“使吾泽中有牛羊千，江南不足怀也。”已，苦其地寒，去之。晚年，卜居华阴，置田五十亩以供晨夕。徐立斋(元文)相国弟兄，先生甥也。买田宅，迎之南归。卒不返。词科史馆之荐，并以死拒。以康熙二十年，卒于华阴。距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，年六十九。学者称亭林先生。所著有《左传杜解补正》、《音学五书》、《日知录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《文集》、《诗集》等。而《日知录》尤为一生经意之作。其与人书曰：“《日知录》上篇经术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闻，共三十余卷。有王者起；将以见诸行事，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，而未敢为今人道也。”(《亭林文集》)盖自许如此。然于当世贤达，如桴亭、梨洲，皆邮致其书，求为订正。其虚怀纳善之心，亦自未可及也。
一　论学书
　　亭林为学宗旨，具见《与人论学》一书。曰：“命与仁，夫子之所罕言也。性与天道，子贡之所未得闻也。性命之理，著之《易传》，未尝数以语人。其答问士也，则曰‘行己有耻’。其为学，则曰‘好古敏求’。其与门弟子言，举尧舜相传所谓‘危微精一’之说，一切不道，而但曰允执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呜呼！圣人之所以为学者，何其平易而可循也。故曰下学而上达。颜子之几乎圣也，犹曰博我以文。其告哀公也，明善之功。先之以博学。自曾子而下，笃实无若子夏，而其言仁也，则曰‘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’。今之君子则不然。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，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，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。舍多学而识，以求一贯之方。置四海之困穷不言，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。是必其道之过于夫子，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，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。我弗敢知也。《孟子》一书，言心言性，亦谆谆矣。乃至万章、公孙丑、陈代、陈臻、周霄、彭更之所问，与孟子之所答者，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。以伊尹之元圣，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，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，伯夷、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。而其同者，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。是故性也，命也，天也，夫子之所罕言，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。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，孔子、孟子之所恒言，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。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，而不知不忠与清，而可以言仁者，未之有也。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，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，未之有也。我弗敢知也。愚所谓于圣人之道者如之何？曰博学于文，行己有耻。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也。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，皆有耻之事也。耻之于人大矣！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。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。呜呼！士而不先言耻，则为无本之人；非好古而多闻，则为空虚之学。以无本之人，而讲空虚之学，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，而去之弥远也。”(《文集》)盖先生力矫当时好高无实之病，故言之切近如此。然张蒿庵与先生书，即谓：“性命之理，夫子固未尝轻以示人。其所与门弟子群言而谆复者，何一非性命之显设散见者。苟于博学有耻，真实践履，自当因标见本，合散知总。心性天命，将有不待言而庶几一遇者。故性命之理，腾说不可也，未始不可默喻；侈于人不可也，末始不可验诸己；强探力索于一日，不可也，未始不可优裕渐渍以俟自悟。如谓于学人分上了无交涉，是将格尽天下之理，而反遗身以内之理也。恐其知有所未至，则行亦有所未尽。将令异学之直指本体，反得夸耀所长，诱吾党以去。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当虑也。”(《蒿庵文集》)蒿庵名尔岐，字稷若。山东济阳人。亭林作《广师》(见《文集》)所谓“独精三礼，卓然经师，吾不如张稷若”者也。若蒿庵之言，亭林固无以难之也。后之汉学家，每好举亭林此文，以为攻击宋儒言心言性之利器。不知是特一时对症之药，而乃认为万世不易之方，则非独不知宋儒，抑亦未为能知亭林也。
二　郡县论
　　自来儒者好言封建，而亭林《郡县论》(见《文集》)则曰：“封建之废，非一日之故也。虽圣人起，亦将变而为郡县。”又曰：“封建之失，其专在下。郡县之失，其专在上。”故以为有圣人起，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，而天下治。当时陆桴亭亦谓：“封建之制，虽足以维持永久。然其主仅存，而中原之民，无日不争地争城，肝脑涂地。郡县之制，虽足以苟安太平，然寇贼一讧，而天下瓦解。故莫若有封建之实，无封建之名，存郡县之利，去郡县之弊。”(《桴亭文集·答王登善封建郡县问》)所见正自相同。然是特言其制而已。而吾有取于亭林之说者，尚不在此。亭林曰：“天下之人，各怀其家，各私其子。其常情也。为天子为百姓之心，必不如其自为。此在三代之上，已然矣。圣人因而用之，用天下之私，以成一人之公，而天下治。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，则县之人民，皆其子姓；县之土地，皆其田畴；县之城郭，皆其藩垣；县之仓廪，皆其困窌。为子姓，则必爱之而勿伤；为田畴，则必治之而勿弃；为藩垣困窌，则必缮之而勿损。自令言之，私也；自天子言之，所求乎治天下者，如是焉止矣。一旦有不虞之变，必不如刘渊、石勒、王仙芝、黄巢之辈横行千里，如入无人之境也。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，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，非为天子也，为其私也。为其私，所以为天子也。故天下之私，天下之公也。”(《郡县论》五，参看《郡县论》二)夫公私之说，难言之矣。任天下之自私乎，其势则至于相争；绝天下之自私乎，其势必至于相弃。相争则乱，相弃则穷。穷也，乱也，皆公之贼也。是故有私则无公，人之所知也；无私则亦无公，人之所不知也。有私无公，专制之所以倾覆也；无私无公，共产之所以不可行也。夫孔子之言大同也，亦曰“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”而已。若欲不亲其亲而亲人之亲，不子其子而子人之子，则不可得也。夫亲其亲，子其子，私也；亲人之亲，子人之子，公也。然而亲人之亲子人之子，则必自亲其亲子其子始。今亭林曰：“用天下之私，以成一人之公。”又曰：“天下之私，天下之公也。”世有虚张高论，以为至治有公而无私，而日日责人之公，适乃以成其一人一党之私者。得此言，固足以箝其口矣。吾是以特表而出之。

第六章　张杨园
　　张履祥，字考夫，号念芝。浙江桐乡人。所居曰杨园里，故学者称杨园先生。生明万历三十九年。九岁丧父。母沈氏，授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谕之曰：“孔子、孟子亦是无父儿，只为肯学好，便做到圣贤也。”及长，从黄石斋问学。继谒刘蕺山，受业为弟子。然虽出蕺山之门，而所学不必与师合。尝辑《刘子粹言》一书，专录蕺山矫正阳明之语。而作书与沈上襄，直言：“喜怒哀乐未发以前一段疑义，初于先师语录闻其说而悦之。已而证之朱夫子与湖南诸公一书(书见《朱子大全集》)，深悔前时所见之失。”(《杨园文稿》)则杨园之学，实得力于紫阳。其时亦称道蕺山者，特不肯显背其师说耳。其后梨洲以绍述蕺山，鼓动天下，杨园即曰：“此名士，非儒者也。”陈乾初确(海宁人)，蕺山之高弟也，作《大学辨》以申阳明之意，杨园既驰书争之，而与他人书，尤咨嗟太息于乾初之溺于姚江而不复反(并见《杨园文稿》)。夫即其不满于梨洲、乾初，知有不能尽同于蕺山者也。然吾读其《初学备忘录》、《备忘录》，谓：“为学最喜是实，最忌是浮。”(《初学备忘录》)又谓：“心要实用，力要实用。”又谓：“道理须是举目可见，举足可行，方是实理。功夫须是当下便做得，方是实功。”(以上《备忘录》)盖见时流讲学之风，始于浮滥，终于溃败，思欲以笃实矫之。故闭门潜修，屏绝交往。即士之来学者，一以友道处之，而不敢一受其拜。曰：“入一人声气，便长一傲字，便熟一伪字，百恶都从此起矣。”(《备忘录》)曰：“窃怪近之学者，轻于自大。动以昌黎抗颜、伊川尊严为比。不知昌黎已自失之，伊川之德，何可及也。”(《文稿·与凌渝安书》。渝安名克贞。乌程人，杨园讲学之友也)观此，杨园持躬之谨，存心之虚，固足为一世之模楷矣。抑其学又非仅以躬行而止也，其《与王寅旭书》曰：“今日言学者，往往有人。约而言之，两种而已。重致知者，薄躬行为无足取，此则所谓穷深极微，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者也。尊践履者，忽穷理为不足事，此则所谓浅陋固滞，而不能进于高明之域者也。”(《文稿》。寅旭名锡阐，吴江人。亭林《广师》谓“学究天人，确乎不拔，吾不如王寅旭”)而《备忘录》亦言：“吾人平日为学大指，专守孔门博文约礼之训，以终身而已。读书穷理，博文之事也。切实践履，约礼之事也。”是则躬行穷理，兼提并顾，言体而必及于用。杨园之在当时，与桴亭、亭林诸先生，亦不能有异焉耳。特其指斥阳明太过，谓：“观其言，无非自欺欺人之语。”又谓：“一部《传习录》，吝骄二字足以蔽之。”杨园尝称康节之言：“凡人为学，失于自主张太过。”以为平恕可破纷纷同异之论。今于阳明如此，无亦有惭于平恕乎。虽然，其曰：“学者始初一步，路头错不得。于此一错，终身受病。贤者悔而知返，不肖者执而弥坚。悔而知返，枉却前功。执而弥坚，害己及物。”(以上皆《备忘录》)后之学者，正又不得不深念此言也。
　　杨园亟称许鲁斋“学者以治生为急”之语。曰：“能治生，则能无求于人。无求于人，则廉耻可立，礼义可行。”(《备忘录》)故本诸身试，著为《农书》。曰：“农事不理，则不知稼穑之艰难。休其蚕织，则不知衣服之所自。《豳风》陈王业之本，《七月》八章，只曲详衣食二字。《孟子》七篇，言王政之要，莫先于田里树畜。今日言及，辄笑为鄙陋。是以廉耻不立，俗不长厚，祸乱相寻，未知何已。”(《农书》)吾观《文稿·与吴仲木书》、《与许大辛书》、《与吴汝典书》、《与颜孝嘉书》，皆以坐食为戒，而深惧以不能自立之故，累其志气。盖先生尝言：“人知作家计，须苦吃苦挣。不知读书学问，与夫立身行己，俱不可不苦吃苦挣。”(《备忘录》)此苦吃苦挣四字，真先生吃紧为人处也。且自士与农分，学者视仰食于人为当然，而诿劳力为贱人之事。于是庄生有《诗》、《礼》发家之讥(《庄子·外物》)，荀卿有呼先王求衣食之刺(《荀子·儒效》)。古昔且然，而况于后世乎。是故陆梭山之居家制用(见《象山全集》)，吴康斋之躬耕力食，皆欲反浮惰之风，归之本务。正不独鲁斋以治生为急语学者也。杨园之教，盖犹此用心而已。杨园所著，有《经正录》、《愿学记》、《问目》、《初学备忘录》、《备忘录》、《训子语》、《言行见闻录》、《近鉴》、《农书》、《文稿》等，门人辑之以为《杨园全书》。甲申之变，杨园尝缟素不食，入清竟以布衣终，年六十四。

第七章　李二曲
　　李颙，字中孚。陕西盩厔人。家在二曲之间，人称二曲先生。父可从，崇正十四年以应募从军，死于襄城之役。时中孚年十五。家贫无力就师，母彭氏教之识字。中孚心自开悟，从人借书观之。悉通经史百家二氏之学。既弃去，从事静坐观心，大有所得。故顾亭林谓“坚苦力学，无师而成，吾不如李中孚”(《广师》)。盖的评也。盩厔令骆钟麟闯中孚之贤，踵门请学。既，骆迁常州守，迎中孚南下，讲于东林。继讲于江阴、靖江、宜兴。及归关中，陕督部臣迭荐于朝。清圣祖必欲致之，中孚称疾不起。大吏强舁至省，中孚绝粒以死自誓，乃得放归。由是闭居土室，不与人接。唯顾亭林至，一款之而已。晚年，移居富平。年七十五卒。门人王心敬，辑其著述并讲学之语，为《二曲全集》二十六卷。又《四书反身录》十四卷，则清圣祖西巡时，中孚命其子进呈者。而早年所著《易说》、《象数蠡测》、《十三经纠缪》、《二十一史纠缪》、《帝学宏纲》、《经世蠡测》等，皆不传。
　　中孚之学，得自心悟，故纯然陆、王家法。其平生所持以教人者，曰悔过自新说。而曰：“同志者苟留心此学，必须于起心动念处，潜体密验。苟有一念未纯于理，即是过，即当悔而去之。苟有一息稍涉于懈，即非新，即当振而起之。”夫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察，正致良知之教也。故在常州，府学博问阳明良知之说。曰：“此千载绝学也。”(《汇语》)在富平，或问良知之说何如。曰：“良知即良心也。一点良心便是性，不失良心便是圣。若以良知为非，则是以良心为非矣。”(《富平答问》)不独是也。中孚亟称王龙溪、罗近溪(近溪名汝芳，江西南城人。其学出于颜山农)。此皆当时所指为王学之末流，以禅冒儒之罪人，而独有心契，即其门户可见也。然中孚亦自有其弥缝王学之失之处。曰：“以致良知明本体，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。”(《富平问答》)曰：“最上道理，只在最下修能。”(《传心录》)言本体而必及工夫，此其弥缝王学者一。曰：“明体而不适于用，便是腐儒。适用而不本明体，便是霸儒。”(《盩厔答问》)曰：“明道存心以为体，经世宰物以为用。”(《答顾宁人书》)曰：“理学经济，原相表里。”(《答许学宪书》)言体而必及用，此其弥缝王学者二。而吾以为其言之最平亦最实者，莫如平停程、朱与陆、王之争。曰：“先觉倡道，皆随时补救，正如人之患病，受症不同，故投药亦异。孟氏而后，学术堕于训诂词章，故宋儒出，而救之以主敬穷理。晦庵而后，又堕于支离葛藤，故阳明出，而救之以致良知。”(《南行述》)又曰：“陆之教人，一洗支离锢蔽之陋，在儒中最为警切。令人于言下爽畅醒豁，有以自得。朱之教人，循循有序，恪守洙泗家法，中正平实，极便初学。要之二先生，均大有功于世教人心，不可以轻低昂者也。若中先入之言抑彼取此，亦未可谓善学也。”(《靖江语》)观此，则中孚之会合朱、陆，过考夫之入主出奴远矣。抑中孚讲学，以识头脑为先。尝曰：“学问贵知头脑，自身要识主人。诚知头脑，则其余皆所统驭；识主人，则仆隶供其役使。”(《授受纪要》)又问学问之道，全在涵养省察当如何。曰：“也须先识头脑，否则涵养是涵养个甚么？省察是省察个甚么？”(《汇语》)而考夫《与何商隐书》则曰：“《论语》一书，谨言慎行为多，不亟亟于头脑也。”(《杨园全书·文稿》)是又张、李二先生入手之异，而亦即朱、陆两家之分歧。学者所宜着眼者也。
　　中孚颇近夏峰，而较夏峰尤为俊快直截。曰：“我这里论学，却不欲人闲讲泛论。只要各人回光返照，自觅各人受病之所在。知有某病，即思自医某病。即此便是入门，便是下手。”(《汇语》)曰：“学须剥皮见骨，剥骨见髓，洞本彻源，直透性灵，脱脱洒洒，作世间快活大自在人，方一了百了。若不窥性灵，自成自证，徒摹仿成迹，依样画葫芦，饰圣贤皮肤，为名教优孟，后世有述焉，吾弗为之矣。”(《答王心敬书》)呜呼！自象山、阳明而外，盖鲜有能为是语者矣。而《学案小识》乃必为中孚涂饰，称其笃守程、朱，护之而适以诬之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！

第八章　王船山
　　王夫之，字而农，号姜斋。湖南衡阳人。生明万历四十七年。中崇祯十五年乡试。明亡，从大学士瞿公式耜于桂林。时桂王监国，授而农行人。寻以母病归。而瞿公殉节桂林，桂王亦覆没。而农知事不可为，遂晦迹不出，展转郴、永、涟、邵间，与苗瑶杂处，终不剃发易服。晚乃归衡阳之石船山，筑土室曰观生居，晨夕杜门。学者因称船山先生。所著有《周易内传》、《周易大象解》、《周易稗疏》、《周易考异》、《周易外传》、《书经稗疏》、《尚书引义》、《诗广传》、《诗经稗疏》、《诗经考异》、《礼记章句》、《春秋稗疏》、《春秋家说》、《春秋世论》、《续春秋左氏博议》、《四书训义》、《四书稗疏》、《四书考异》、《读四书大全说》、《张子正蒙注》、《近思录释》、《思问录内外篇》、《俟解》、《噩梦》、《黄书》、《识小录》、《姜斋文集》、《姜斋诗集》等。又尝注释《老》、《庄》、《吕览》、《淮南》，并及于瞿昙之相宗，而为《相宗络索》一书。康熙三十一年卒，年七十四。自题其墓碣曰：“明遗臣王某之墓。”卒后四十年，子敔抱其遗书上之督学。于是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《稗疏》四种，《易》、《诗》《考异》两种，得因缘著录四库。然当世知而农者甚鲜，故其学竟不彰。道光间，族孙世佺刻其遗书，乃渐有道之者。
　　而农著书虽多，而其学略具于《噩梦》、《黄书》、《俟解》、《思问录内外篇》。《噩梦》、《黄书》，多言经制，盖《日知录》、《明夷待访录》之流。《思问录》、《俟解》，则理气之谈，儒释之辩，以及为学之序、修齐治平之方，天地日月升降消息之故，靡不阐述。窃尝考之，其说与宋张子为近。而农既取张子《正蒙》而为之注，而谓：“张子之学，上承孔、孟，如皎日丽天，无幽不烛。惜其门人未有殆庶者。其道之行，曾不逮邵康节之数学。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。”(《张子正蒙注序》)斯其有意于上继张子之绝学，盖情见乎辞矣。是故其所常言，曰清虚一大，曰二气之良能，曰言幽明而不言有无，曰心能检性，性不知自检其心(并见《思问录内篇》)，皆述张子之说。而作《大学补传衍》曰：“今使绝物而始静焉，舍天下之恶，而不取天下之善，堕其志，息其意，外其身。于是而洞洞焉，晃晃焉，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，而偷以安。又使解析万物，求物之始而不可得，穷测意念，求吾心之所据而不可得。于是弃其本有，疑其本无。则有如去重而轻，去拘而旷，将与无形之虚同体，而可以自矜其大。斯二者乍若有所睹，而可谓之觉，则庄周、瞿昙氏之所渭知，尽此矣。然而求之于身，身无当也。求之于天下，天下无当也。行焉而不得，处焉而不宜，则固然矣。”其于释、老之教之蔽，可谓直穷本源。然即张子《正蒙》所谓“以六根之微，因缘天地，明不能尽，则诬天地日月为幻妄，蔽其用于一身之小，溺其志于虚空之大”者。当时李二曲讲学盩厔，谓之关学复兴，实则二曲之学非关学，而得关学之精髓者，乃在船山也。
　　船山之说可述者，言动静，则主有动而无静。曰：“太极动而生阳，动之动也。静而生阴，动之静也。废然无动而静，阴恶从生哉！一动一静，阖辟之谓也。由阖而辟，由辟而阖，皆动也。废然之动，则是息矣。至诚无息，况天地乎？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，何静之有？”言有无，则主有有而无无。曰：“目所不见，非无色也。耳所不闻，非无声也。言所不通，非无义也。故曰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知有其不知者存，则既知有之矣，是知也。因此而求之者，尽其所见，则不见之色章；尽其所闻，则不闻之声著；尽其所言，则不言之义立。”又曰：“言无者，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。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。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！言龟无毛，言犬也，非言龟也。言兔无角，言麋也，非言兔也。言者必有所立，而后其说成。今使言者立一无于前，博求之上下四维，古今存亡，而不可得穷矣。”言性，则推之命而别于习。曰：“尽性以至于命。至于命，而后知性之善也。天下之疑，皆允乎人心者也。天下之变，皆顺乎物则者也。何善如之哉。测性于一区，拟性于一时，所言者皆非性也。恶知善。”(以上皆《思问录内篇》)又曰：“末俗有习气，无性气。其见为必然而必为，见为不可而不为，以婞婞然自任者，何一而果其自好自恶者哉！皆习闻习见而据之，气遂为之使者也。习之中于气，如瘴之中人，中于所不及知。而其发也，血气皆为之懑涌。故气质之偏，可致曲也，嗜欲之动，可推以及人也。惟习气移人，为不可复施斤削。”(《俟解》)言心，则合之思而别于意。曰：“天下何思何虑，言天下不可得而逆亿也。故曰：无思本也，物本然也。义者心之制，思则得之。故曰：思通用也，通吾心之用也。死生者，亦外也，无所庸其思虑者也。顺事没宁，内也，思则得之者也。不于外而用其逆亿，则患其思之不至耳。岂禁思哉！”又曰：“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，圣学提纲之要也。勿求于心，告子迷惑之本也。不求之心，但求之意，后世学者之通病。盖释氏之说暗中之。呜呼！舍心不讲，以诚意而为玉钥匙，危矣哉！”(以上《思问录内篇》)凡此盖皆为良知之学，沦于虚寂，陷于流荡而发。故其论下学功夫，一在知耻，一在先难。曰：“学易而好难，行易而力难，耻易而知难。学之不好，行之不力，皆不知耻而耻其所不足耻者乱之也。”(《俟解》)又曰：“用知不如用好学，用仁不如用力行，用勇不如用知耻。”(《思问录内篇》)夫知耻，则不至陷于流荡矣。曰：“过去，吾识也。未来，吾虑也。现在，吾思也。天地古今，以此而成。天下亹亹，以此而生。其际不可紊，其备不可遗。呜呼！难矣。故曰为之难，曰先难。泯三际者(三际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《金刚经》说过去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。故曰泯三际)，难之须臾，而易以终身，小人之侥幸也。”又曰：“先难则愤，后获则乐。地道无成，顺之至也。”(《思问录内篇》)夫先难，则不至沦于虚寂矣。于是上原本之于日新之化，曰：“张子曰：‘日月之形，万古不变。’形者，言其规模仪象也，非谓质也。质日代而形如一，无恒器而有恒道也。江河之水，今犹古也，而非今水之即古水。灯烛之光，昨犹今也，而非昨火之即今火。水火近而易知，日月远而不察耳。爪发之日生而旧者消也，人所知也；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，人所未知也。人见形之不变，而不知其质之已迁。则疑今兹之日月为邃古之日月，今兹之肌肉为邃古之肌肉。恶足以语日新之化哉！”(《思问录外篇》)曰：“知见之所自生非固有。非固有而自生者，日新之命也。原知见之自生，资于见闻之所得。见闻之所得，因于天地之所昭著，与人心之所先得。人心之所先得，自圣人以至于夫妇，皆气化之良能也。能合古今人物为一体者，知见之所得，皆天理之来复，而非外至矣。故知见不可不立也，立其诚也。”(《思问录内篇》)夫“行己有耻”，亭林言之矣；以难自处，杨园言之矣(见《备忘录》)。若夫日新之化，言之若是其楚楚也，则非同时诸贤所能及也。然而船山固得之于《正蒙》者，试取船山《正蒙注》而读之，可以复按也。
　　又船山颇不然于象数之学。曰：“在天而为象，在物而有数，在人心而为理。古之圣人，于象数而得理也，未闻于理而为之象数也。于理而立之象数，则有天道而无人道。”(《思问录内篇》)又曰：“唯《易》兼十数，而参差用之。太极，一也。奇偶，二也。三画而小成，三也。揲以四，四也。大衍之数五十，五也。六位，六也。其用四十有九，七也。八卦，八也。乾坤之策三百六十，九也。十虽不用，而一即十也。不倚于一数，而无不用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。《太玄》用三，《皇极经世》用四，《潜虚》用五，《洪范皇极》用九。固不可谓三四五九非天地之数。然用其一，废其余，致之也固而太过，废之也旷而不及。宜其乍合而多爽也。”又曰：“乾坤之策三百六十，当期之数。夫气盈朔虚、不入数中，亦言其大概耳。当者，仿佛之辞也。犹云万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，非必物之数恰如此而无余欠也。既然，则数非一定，固不可奉为一定之母，以相乘相积矣。经世数十二之，又三十之。但据一年之月，一月之日，以为之母。月之有闰、日之有气盈朔虚，俱割弃之。其母不真，则其积之所差必甚。自四千三百二十以放于坤数之至赜，其所差者以十万计。是市侩家收七去三之术也，而以限天地积微成章之化，其足凭乎？”(以上《外篇》)观此，则自来言数者纷纷，皆可以关其口矣。故吾之为此书，自《太玄》以下，亦皆撮其理而略其数者，此也。

第九章　唐铸万　附胡石庄
　　唐甄，字铸万，原名大陶。夔州人。生于明崇祯三年。随父宦吴，以寇乱不得归，遂家于吴焉。入清，以举人仕山西长子县知县，十月而去职，因不复仕。僦居吴市，炊烟尝绝，而著书不辍。成书九十七篇。上篇五十，言学；下篇四十七，言治。始名《衡书》，复更名《潜书》。宁都魏叔子禧见之曰：“是周秦之书也，今犹有此人乎！”吴江潘次耕耒，顾亭林之门人也，为之序其书，称其远追古人，曰：“不名《潜书》，直名《唐子》可矣。”然魏、潘要取其文，若其著书之意，未能及之。今观《潜书》，盛道阳明，曰：“仲尼以忠恕立教，如辟茅成路。阳明子以良知辅教，如引迷就路。若仲尼复起，必不易阳明子之言矣。”(上篇《法王》)而其自方于古之人，则曰：“甄不敏，愿学孟子焉。”(下篇《潜存》)盖铸万之学，自阳明而入，而阳明之言良知，出于孟子。故欲由阳明而上达之孟子。即其书《尊孟》、《宗孟》之后，继以《法王》，可见也(《尊孟》、《宗孟》、《法王》皆篇名)。抑其所以尊宗孟子者，尤在孟子言王政，言以齐王犹反手。盖深痛于世儒之学，精内而遗外，可以治一身，而不足以利天下。故作为《性才》《性功》之篇(皆上篇)，曰：“世知性德，不知性才。”曰：“道惟一性，岂有二名。人人言性，不见性功。故即性之无不能者别谓为才。别谓为才，似有歧见，正以穷天下之理，尽天下之事，莫尚之才，惟此一性。别谓为才，似有外见。正以穷天下之理，尽天下之事，皆在一性之内，更别无才。”(以上《性才》)曰：“一形一性，万形万性。如一器一水，万器万水。器虽有万，水则为一。于己必尽，于彼必通。是故道无二治，又非一治。以性通性，岂有二治？通所难通，岂为一治？父子相残，兄弟相仇，夫妇相反，性何以通？天灾伤稼，人祸伤财，冻馁离散，不相保守，性何以通？盗贼忽至，破城灭国，屠市毁聚，不得其生，不得其死，性何以通？但明己性，无救于世，可为学人，不可为大人；可为一职官，不可为天下官。”(《性功》)而更从而为之喻曰：“方今之制度，朝宾之服必束丝带。丝带之长五尺，缀以锦包，缀以佩刀，缀以左右叠巾，绕后结前而垂其穟，斯为有用之带。若有愚者，割五尺为二尺五寸者二，持以鬻于市。围之不周，结之不得，缀之不称，市人必笑而不取。然则虽为美带，割之遂不成带。修身治天下为一带。取修身，割治天下，不成治天下，亦不成修身。致中和，育万物，为一带。取致中和、割育万物，不成育万物，亦不成致中和。克己，天下归仁，为一带。取克己，割天下归仁，不成天下归仁，亦不成克己。孝悌忠信，制梃挞秦楚，为一带。取孝悌忠信，割制梃挞秦楚，不成制梃挞秦楚，亦不成孝悌忠信。若续所割二尺五寸之带，还为五尺之带。可围可结可缀，两端之穟蕤然，然而中有续脊，终不成带。大道既裂，身自为身，世自为世，此不贯于彼，彼不根于此，强合为一，虽或小康，终不成治。”(同上)言心性，言学问，而必极之于事功。此铸万之意也。且其论儒、释、老三教之别曰：“老养生，释明死，儒治世。三者各异，不可相通，合之者诬。校是非者愚。”(《性功》)以治世者谓之儒，其意不亦彰明较著矣乎。
　　铸万言治，归于上下均平。曰：“天地之道故平，平则各得其所。及其不平也，此厚则彼薄，此乐则彼忧。为高台者，必有洿池；为安乘者，必有茧足。王公之家，一宴之味，费上农一岁之获，犹食之而不甘。吴西之民，非凶岁，为麲粥，杂以荍秆之灰，无食者见之，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。人之生也，无不同也。今若此，不平甚矣。提衡者，权重于物则坠。负担者，前重于后则倾。不平故也。是以舜、禹之有天下也，恶衣菲食，不敢自恣，岂所嗜之异于人哉？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。”(上篇《大命》)是以《室语篇》(下篇)直斥自秦以来，凡为帝王皆贼，而《省官篇》(下篇)亦云多官害民。然于贫富相维之理，即亦未尝不言之。曰：“潞之西山之中，有苗氏者，富于铁冶，业之数世矣。多致四方之贾，椎凿鼓泻担挽，所藉而食之者，常百余人。或诬其主盗，上猎其一，下攘其十，其冶遂废。向之藉而食之者，无所得食，皆流亡于河漳之上。此取之一室，丧其百室者也。里有千金之家，嫁女娶妇，死丧生庆，疾病医祷，燕饮赍馈，鱼肉果蔬椒桂之物，与之为市者众矣。缗钱锱银，市贩贷之；石麦斛米，佃农贷之；匹布尺帛，邻里党戚贷之，所赖之者众矣。此藉一室之富，可为百室养者也。海内之财，无土不产，无人不生，岁月不计而自足，贫富不谋而相资。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，因其自然之利无以扰之，而财不可胜用矣。”(下篇《富民》。有节文)夫孔子曰：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”不均，乱也，以不安而求均，尤乱之乱也。故言治者，陈义可高，而不可不本于人情，准于事理。若铸万者，其能知此者乎！
　　铸万得力于阳明，而亦即因之兼通佛氏之学。尝曰：“甄也生为东方圣人之徒，死从西方圣人之后矣。”(下篇《有归》)故其言生死之故，纯然袭自佛说。曰：“唐子见果蠃，曰果蠃与天地长久也。见桃李，曰桃李与天地长久也。见鸜鹆，曰鸜鹆与天地长久也。天地不知终始，而此二三类者，见敝不越岁月之间，而谓之同长而并久，其有说乎？百物皆有精，无精不生。既生既壮，练而聚之，复传为形。形非异，即精之成也。精非异，即形之初也。收于实，结于弹，禅代不穷。自有天地，即有是果蠃、鸜鹆，以至于今。人之所知，限于其目。今年一果蠃生，来年一果蠃死，今日为鸜鹆之子者生，来日为鸜鹆之母者死，何其速化之可哀乎。察其形为精，精为形，万亿年之间，虽易其形而为万亿果蠃，实万亿果蠃而一蔓也。虽易其形而为万亿鸜鹆，实万亿鸜鹆而一身也。果、鸟其短忽乎？天地其长久乎？果、鸟其易形为短忽乎？天地其一形而长久乎？”又曰：“天地之混辟大矣，必有为混为辟者在其中，而后不穷于混辟也。物之绝续众矣，必有为绝为续者在其中，而后不穷于绝续也。人之死生多矣，必有非生非死者在其中，而后不穷于死生也。”又曰：“时之逝也，日月迭行，昼夜相继，如驰马然。世之逝也，自皇以至于帝王，自帝王以至于今兹，如披籍然。人之逝焉，少焉而老至，老矣而死至，如过风然。此圣人与众人同者也。圣人之所以异于众人者，有形则逝，无形则不逝，顺于形者逝，立乎无形者不逝；无古今，无往来，无死生。其斯为至矣乎！”(以上上篇《博观》)且当铸万之时，为儒者之学者，几于必斥阳明。而为阳明之学者，更无不辨其非佛。铸万持佛之说，而又不自讳如此，是亦可谓卓尔者矣。铸万以康熙四十三年卒，年七十五。又其《破祟》(上篇)《除党》(下篇)指摘血气朋党之害，亦多有可取者，以文冗不录。
　　与铸万同时，能著书成一家言者，尚有一胡石庄。石庄名承诺，字君信。湖北天门人，崇祯举人。入清，一谒选部，便以老疾辞归，闭户不出。著《绎志》六十篇，又《自叙》一篇，共三十余万言。道光中，武进李申耆兆洛刊其书，而序谓旧藏石庄《读书录》四册，为友人借观亡之，深以为恨。则石庄著述，固尚有在《绎志》以外者。石庄之学，大略见其《自叙》。盖一以宋儒为依归，而曰：“为文之指三。一曰务实。务实者，欲事事可行也。二曰务平。务平者，欲人人能行也。三曰从道。道则从，非道弗从也。依五经法言，同先贤是非。奇僻之书，异端之学，黜而不入。诸子百家之文，非至精粹者，不称引也。若夫离事而别言理，故处事不以理，所行无当乎道之事。又所言之理皆不足处事，亦无当乎道之理。空疏之极，必生迷惑。迷惑之极，至于反悖。犹复杂糅其学，卑隘其志，盈满其气，坚僻其心，胶固其识，俶诡其辩。不得乎体之一，而欲其用之通。如铢铢而校，寸寸而度，终必有差也。”吾观其《古制篇》言古封建井田之兴废，有云：“虽有三代之良法，不可行于今者，千百年之后，制度不相近也。虽有汉唐之良法，不可行于今者，千百年之后，利病不相冈也。居今而欲善治，亦取制度相近利病相因者，损益用焉已尔。”(有节文)则信乎其所谓务实务平，不离事而言理者也。至若《杂说篇》谓：“圣人薄事功而尊道德，非以道德阻塞事功之途，而专美三代以上之数人也。以为天下拨乱之时少，酿乱之时多。酿乱者，人心不正为之。人心不正，不可教诲而返于正也，往往大杀戮而后转。圣贤不忍其至此也，故严于王伯之辨，略其事功，独言道德。尽洗一世之利，欲以从事于高明，不为邪慝所涂涴而至于陷溺。使各安其君臣之义、父子之恩，可以淑慎其身，训迪其子孙，至于数百年不见兵革之惨。是为车为航以济穷途也。此圣贤之至仁也。”石庄之书，如《成务》、《功载》皆未常非事功，而《兵略》、《军政》亦且兼及于武事(《成务》、《功载》、《兵略》、《军政》皆篇名)。然而乃持论如是者，是非有上下千古之识，而其真能通乎圣人之用心者，不能道也。故以石庄与铸万较，以才则铸万过于石庄，以识则石庄过于铸万。

第十章　颜习斋　李恕谷
　　颜元，字易直，又字浑然。直隶博野人。生明崇祯八年。幼随父寄养于蠡朱翁。而父被兵掠至辽东，朱翁妾又生子。翁卒，遂归颜氏。走塞外寻父，父已亡，得其墓于沈阳，乃招魂题主奉之而归。元少好陆、王之学，继又从事程、朱，终乃以为程、朱之学空谈心性而不切于实用，欲复古三物之教(三物，一六德，曰知仁圣义忠和；二六行，曰孝友睦姻任恤；三六艺，曰礼乐射御书数。见《周官·大司徒》)。名其斋曰习斋。教弟子以习礼、习乐、习射御、习书数。凡兵农水火诸学，靡所不讲。堂上琴竽、弓矢、筹管森列焉。尝书与夏峰、桴亭，并力斥宋学之失(见《习斋余记》)。晚年被聘，教于肥乡漳南书院，为立规制甚宏。中曰习讲堂；东一斋曰文事，课礼乐书数，天文地理等科；西一斋曰武备，课黄帝、太公、孙吴诸子兵机，攻守营阵水陆诸战法，射御技击等科；东二斋曰经史，课十三经、历代史、诗文等科；西二斋曰艺能，课水火、工学、象数等科。门内直东曰理学斋，西曰帖括斋，皆北向。则凡习程、朱、陆、王及制举业者居之。意在罗致而以渐引进之也。会大雨经月，漳水盛至，堂舍悉没于水。因辞归。归后八年而卒。年七十。时清康熙四十三年也。元在朱翁家时，尝入学为诸生。及归宗，遂弃去，故以布衣终。门人传其学者，曰李塨。塨字刚主，别字恕谷，蠡人。奉父命师事习斋。以康熙三十九年举于乡。已，入京。时三藩平后，清圣祖方留意文学。四方名士，麕集辇下，见恕谷莫不纳交者，鄞处士万季野斯同，梨洲之门人也，尤笃服恕谷。恕谷尝著《大学辨业》，季野为作序以张之。恕谷有故人曰杨勤，作令陕西富平，请恕谷往。曰：“学施于民物，在人犹在己也。”恕谷应之往。勤用恕谷言，百废具举，富平称大治。而关西学者闻恕谷之教，竞来问学。居逾年，恕谷乃去。既谒选得知县，以母年高，改选通州学正。旋告归，迁居博野。修葺习斋学舍，以教学者。朝贵聘荐，皆力辞。雍正十一年，卒于家。年七十五。习斋不著书，今传者，惟《四书正误》、《习斋余记》并《存学》、《存性》、《存治》、《存人》四编。而门人李塨、王源为辑《年谱》二卷，钟錂追记所闻为《言行录》二卷，《辟异录》二卷。恕谷所著《大学辨业》外，有《小学稽业》、《大学中庸传注》、《论语传注》、《孟子传注》、《周易传注》、《春秋传注》、《诗传注》、《学礼录》、《学射录》、《瘳忘编》、《拟太平策》、《圣经学规纂》、《论学》、《恕谷文集》等。同治中，德清戴子高望，撮取颜、李之说，为《颜氏学记》一书。近东海徐氏，汇刻《颜李遗书》，又命其门客为《颜李语要》各一卷，《颜李师承记》九卷。
　　习斋论学大旨，具见其为恕谷所作《大学辨业序》。曰：“昔者孔子没而诸子分传。杨、墨、庄、列乘间而起，鼓其诐说。祖龙遂毁井田封建，焚书坑儒。使吾儒经世之大法，大学之制，沦胥以亡。两汉起而治尚杂霸，儒者徒拾遗经为训传，而圣学之体用，残缺莫振。浸淫于魏晋隋唐，训诂日繁，佛老互扇，清谈词章，哗然四起。祸积而至五季，百氏学术，一归兵燹。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更孰从而问之乎？宋代当举世愦愦罔知所向之时，而周子突出，以其传于禅僧寿涯、道士陈抟者，杂入儒道，绘图著书，创开一宗。程、朱、陆、王皆奉之，相率静坐顿悟，验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，曰以不观观之。暗中二氏之奸诡，而明明德之实功溷矣。相率读讲注释，合清谈训诂为一堂。而习行礼乐兵农之功废，所谓亲民者无其具矣。又何止至善之可言乎？以故于尧、舜三事之事(三事者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。见《古文尚书·大禹谟》)，周、孔三物之物，偭矩而趋，而古大学教人之法，秦人强使之亡而不能尽者，潜奸暗易，而消亡遂不知所底矣。生民之祸，倍甚晋唐。道法遂湮，人才寥落，莫谓虞夏商周之文物，尽灭其迹，虽两汉英雄之干济，贤守令之政务，亦莫及焉。而语录恣其张皇，传赞肆其粉饰，竟若左右虞周，颉颃孔孟者。试观后世之国学乡学，尚有古大学学习之物否？试观两宋及今五百年，学人尚行禹、益、孔、颜之实事否？徒空言相续，纸上加纸。而静坐语录中有学，小学大学中无学矣。书卷两庑中有儒，小学大学中无儒矣。”(《习斋记余》)盖习斋之学，微独不取宋儒之空谈心性，亦不取汉唐之训诂注疏，其所为学者，在实习实得，故曰：“孔门之博学，学礼、学乐、学射、学御、学书数，以至《易》、《书》，莫不曰学也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曰为也。言学言为，既非后世讲读所可混。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亦非后世章句所可托。”(《存学编·性理评》)曰：“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。虽讲，人亦不能听也。虽听，人亦不能醒也。虽醒，人亦不能行也。所可得而共讲之，共醒之，共行之者，性命之作用，如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而已。即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，亦非徒列坐讲听，要惟一讲即教习。习至难处来问，方再与讲。讲之功有限，习之功无已。孔子惟与弟子今日习礼，明日习射。间有可与言性命者，亦因其自悟已深，方与言。”(《存学编·总论诸儒讲学》)不特此也，习斋以为学之不必知之，知之不必能之。谢上蔡谓：“横渠以礼教人。其门人下稍头底，只溺于形名度数之间，行得来因无所见处。”习斋则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。此圣贤百世不易之成法也。虽周公、孔子，亦只能使人行，不能使人有所见。功候未到，即强使有所见，亦无用也。孟子曰：行之而不著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众也。此固叹知道之少，而吾正于此服周公、孔子流泽之远也。布三重以教人(三重，见《中庸》，谓夏、商、周也)，使天下世世守之。后世有贤如孟子者，得由行习而著察。即愚不肖者，亦相与行习于吾道之中。正《中庸》所谓行而世为天下法。亦何必人人语以性道，而始为至乎！”(《性理评》)朱子尝称胡文定(安国)之言曰：“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成事者。”习斋则曰：“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。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，只教人明理。孔子则只教人习事，迨见理于事，则已彻上彻下矣。”(同上)恕谷因之，故陈兆兴(恕谷门人)问曰：“游于艺，今注谓博六艺义理之趣。或不在粗迹也。”曰：“姑论射乎。人必学能射，而由浅入深，始得其趣。未有全不能射，而即得射之趣者。后儒高阁六艺，而言博其趣，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。”徐果亭(名秉义)曰：“读书以明理。不读书，理何由明？”曰：“明理非尽由读书也。即如人日读书传，亦知射曰志正体直。而与之决拾，颠倒错互。遂可谓晓知射之理乎？亦知乐曰以和为主。而宫商音律，入耳茫然，遂可谓晓知乐之理乎？故古人明理之功，以实事不以空言。曰致知在格物。”(以上并恕谷《论学》)于是其所以为格物之解者，则曰：“格，《尔雅》曰：至也。”《虞书》“格于上下”是也。程子、朱子于格物格字，皆训至。又《周书·君奭篇》“格于皇天。天寿平格”，蔡注训通。又《孔丛子》“谏格虎赋”，格义同搏。习斋谓格物之格如之，谓亲手习其事也。又《尔雅》：格格，举也。郭璞注曰：举，持物也。又《尔雅》到字极字皆同格。盖到其域而通之，搏之，举之，以至于极，皆格义也。物，物有本末之物也，即明德亲民也，即意心身家国天下也。然而谓之物者，则以诚正修齐治平，皆有其事。而学其事，皆有其物。《周礼》礼乐等皆谓之物是也。格物者，谓大学中之物，如学礼学乐类，必举其事，造其极也。”(恕谷《大学辨业》)通采各书之说，而荟成其义。凡以见格物之不离身习而已。当时习斋于兵法、技击、驰射无不娴熟。恕谷学礼于习斋，学琴于张而素，学射御于赵锡之、郭金城(金城字子坚，亦习斋门人)，问兵法于王余佑(余佑字介祺，孙夏峰门人)，学书于彭通，学数于刘见田。后闻萧山毛奇龄善乐，乃从学于浙江。盖真所谓能其事者。有清一代，求其学能上掩宋明，而卓然自成一宗，惟习斋、恕谷足以当之。独惜乎训诂考据之盛，而颜、李之传，乃不免于衰绝也。
　　习斋虽不主玩言性道，而论性则有不同于宋明诸儒者，亟称孟子为不善非才之罪之言，而重复为图以说明之。曰：“中浑然一性善也。见当爱之物，而情之恻隐能直及之，是性之仁。其能恻隐以及物者，才也。见当断之物，而情之羞恶能直及之，是性之义。其能羞恶以及物者，才也。见当敬之物，而情之辞让能直及之，是性之礼。其能辞让以及物者，才也。见当辨之物，而情之是非能直及之，是性之智。其能是非以及物者，才也。不惟圣贤与道为一，虽常人率性，亦皆如此，更无恶之可言。故孟子曰：乃若其情，可以为善；若为不善，非才之罪。及世味纷乘，贞邪不一，惟圣人禀有全德，大中至正，顺应而不失其则。下此者，才色诱于外，引而之左，则蔽其当爱而不见，爱其所不当爱，而贪营之刚恶出焉；私小据于己，引而之右，则蔽其当爱而不见，爱其所不当爱，而鄙吝之柔恶出焉。以至羞恶被引而为侮辱残忍，辞让被引而为伪饰谄媚，是非被引而为奸雄小巧，种种之恶所从来也。然种种之恶，非其不学之能，不虑之知。必且进退龃龉，本体时见。不纯为贪营鄙吝诸恶也，犹未与财色等相习而染也。斯时也，惟贤士豪杰，禀有大力。或自性觉悟，或师友提撕，知过而善反其天。又下此者，赋禀偏驳。引之既易，而反之甚难。引愈频而蔽愈远，习渐久而染渐深。以至染成贪营鄙吝之性之情，而本来之仁，不可知矣。染成侮辱残忍之性之情，而本来之义，不可知矣。染成伪饰谄媚之性之情，与奸雄小巧之性之情，而本来之礼智，俱不可知矣。呜呼！祸始引蔽，成于习染。以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可为圣人之身，竟呼之曰禽兽；犹币帛素色，而既污之后，遂呼之曰赤帛黑帛也。而岂其材之本然哉！”(《存性编·性说》)习斋之意，盖不认气质之恶，以恶皆由外之引蔽习染而然。此与陆桴亭论性相合，故其《与桴亭书》有喜先得我心之语(见《习斋记余》)。然习斋更有视桴亭为进者。习斋不独谓气质之偏无害于善，且以为气质之偏正可为善。故曰：“偏至者，可以为偏至之圣贤。宋儒乃以偏为恶。不知偏不引蔽，偏亦善也。”(《存性编·性理评》。有节文)又曰：“气禀偏而即命之曰恶，是指刀而坐以杀人也，庸知刀之能利用杀贼乎？”(同上)习斋于宋儒之中，独许胡安定、张横渠。曰：“仆学之宋儒中，止许胡安定、张横渠，为有孔门之百一。”(《习斋记余·寄李复元处士书》)又曰：“宋儒胡子外，惟横渠为近孔门学教。”(《存学编·性理评》)然至横渠变化气质之说，则力非之。曰：“人之质性各异，当就其质性之所近，心志之所愿，才力之所能，以为学，则无龃龉扞格终身不就之患。故孟子于夷、惠曰不同道，惟愿学孔子。非止以孔子独上也，非谓夷、惠不可学也。人之质性近夷者，自宜学夷；近惠者，自宜学惠。今变化气质之说，是必平丘陵以为川泽，填川泽以为丘陵也。不亦愚乎？且使包孝肃必变化而为庞德公，庞德公必变化而为包孝肃，必不可得之数。亦徒失其为包为庞而已矣。”(《四书正语》)夫孟子主性善，则曰扩充。荀子主性恶，则曰矫饰。变化气质，荀子矫饰之说也。宋儒分理义之性，气质之性，固调停孟、荀而兼用之者，特未肯明言之耳。今习斋一以孟子性善为归，则其不然于变化气质者，盖不足异。且习斋讥濂溪，而所作《人论》有云：“太极肇阴阳，阴阳生五行。阴阳五行之清焉者，气也；浊焉者，形也。气皆天也，形皆地也。天地交通变化，而生万物。飞潜动植之族，不可胜辨；形象运用之功，不可胜穷。莫非天地之自然也。凡主生者皆曰男，主成者皆曰女。妙合而凝，则又生生不已焉。天地者，万物之大父母也；父母者，传天地之化者也。而人则独得天地之全，为万物之秀也。”(《习斋记余》)即本之濂溪《太极图说》。然此犹可曰早年所作也。若夫《存性编》固恕谷所谓先生悟圣学后著者(见恕谷《存治篇书后》)，而如刚恶柔恶云云，亦濂溪《通书》中语。从知习斋于宋儒之书，亦有取有舍。如近人专取习斋攻击宋儒之言论，为之标榜，一若颜、李之学，与程、朱之学不能并存天壤间者，殆未之深考也。
　　习斋、恕谷，论治不讳功利。习斋著《宋史评》，辨王安石之被诬(见《习斋记余》)，而恕谷则力称江陵之功(江陵，明张文忠公居正也，见《恕谷文集》)。《瘳忘编》者，恕谷自称因习斋《存治编》而作，以广其条件者也(见《存治篇书后》)。而其论治道曰：“‘治有道乎？’曰有。‘其道一乎？’曰不一。‘敢问其不一何也？’曰：有全道，有偏道。‘何全何偏？’曰：全者王道，偏者清净也，刑名也。‘其道如何？’曰：六府三事(六府，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。亦见《大禹谟》)，教养兼举，可以光四表，格上下者，王道也；清净则休养元气护惜民物，不妄生一事，是谓黄老之学；刑名则强公室，杜私门，因名核实，令行禁止，是谓申、韩之学。曰：‘三者固各分乎？’曰：分之中亦有合焉。王道，兼清净、刑名者也。至于清净，未始不附王道以行也，不附之不治，而清净中亦有刑名。刑名，未始不附王道以行也，不附之不治，而刑名中亦有清净。但其握要者，各有所在耳。曰：‘亦有弊乎？’曰：王道无弊，行王道者弊也；清净之弊为虚谈，虚谈而废弛；刑名之弊为苛酷，苛酷而乖离。然亦有似弊而实非者，牵制文义如汉元，纷更制度如王莽，贼王道者也；怠弃万机如明神宗，贼清净者也；杀人若刈草菅如高洋、苻生，贼刑名者也。非流弊也。”(并《瘳忘编·续论》)以黄、老、申、韩之用为不背于王道，此后儒硁硁所万不敢言者也。习斋于当时学者，唯敬服一陆桴亭。而恕谷《瘳忘编》既成，撮录桴亭《思辨录》附于其后。又《大学辨业题辞》首称引《思辨录》“大学之法，所以教人为大学之道，后世但有大学之道，而无所谓大学之法”之言。即恕谷之于桴亭，亦可知矣。抑习斋门下，有大兴王昆绳源，著《平书》十卷，与恕谷商订之。而亦尝与唐铸万游，铸万称其敏达(见《潜书·劝学篇》)。则其时志学之士，多有交往，故能成其广大。不独方望溪(苞)与恕谷易子而教，为世称道已也(《望溪集》有《恕谷墓志》叙其与恕谷、昆绳论学同异甚详。惟谓恕谷因己言改其师法，则恕谷门人刘调赞尝辨之，见《恕谷年谱》)。

第十一章　戴东原
　　清代汉学大师首推东原。东原师婺源江慎修永。永有朱子《近思录注》，盖犹兼为宋儒性理之学者。而东原则举宋儒之学尽推翻之。东原名震，安徽休宁人。始就塾，塾师授《大学章句》，问曰：“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？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，而门人记之？”师曰：“此朱子云尔。”问：“朱子何时人？”曰：“南宋。”又问：“曾子何时人？”曰：“东周。”“周、宋相去几何时？”曰：“几二千年。”曰：“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？”师不能答。其读书必穷究实在，盖自幼即如此。长通训诂考证之学。中乾隆二十七年乡试。四库全书馆开，因于文襄公(敏中)荐，特召以举人充纂修官。四十年，会试，不第。被命一体与殿试。赐同进士出身，授庶吉士。越二年，竟卒于官。年五十有五。平生著述甚富，而以宋儒言性、言理、言道、言才、言仁义礼智、言诚、言权，皆与孔、孟之旨不合，类糅杂二氏之言。于是作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及《原善》、《论性》诸篇。既又取《原善》而援据经义，为之疏通证明焉。今《孟子字义疏证》、《原善》并收入《戴氏遗书》，而《论性》及《原善》本文，又见《东原集》。其后阮文达公元作《性命古训》、《论语论仁篇》(见《研经室文集》)，焦里堂循(甘泉人)著《论语通释》《孟子正义》，要皆根据东原以为说。
　　东原所最指斥宋儒者。为程子“性即理也”之言，而朱子《中庸注》引之。东原以为：“理者分理。故《中庸》言文理密察。孟子言条理。未有虚悬一物以为之理者。今虽至愚之人，处断一事，责诘一人，莫不曰理。盖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。夫以理为如有物焉，得于天而具于心，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。”(见《孟子字义疏证》。本文甚长，撮其意如此)且颜习斋作《四书正误》亦尝有是说矣。曰：“理者，木中纹理也。指条理言。”又曰：“前圣鲜有说理者，孟子忽发出，宋人遂一切废弃，而倡为明理之学。不知孟子所谓理义悦心，有自己注脚，曰仁义忠信，乐善不倦。仁义等又有许多注脚。”故戴子高即谓东原作《孟子绪言》本于习斋之说(见《颜氏学记》)。夫东原是否本之习斋不可知，若其说则固相合矣。顾吾观《后汉书·朱穆传》，其《崇厚论》曰：“行违于道，则愧生于心，非畏义也。事违于理，则负结于意，非惮礼也。”以理与道对言，汉人即已有之，夫曰理曰道，皆虚为之象者也。今谓宋人始言理，而以理为如有物失之凿，殆为不深考矣。虽然，习斋、东原，亦有为而发之者也。东原之言曰：“理也者，情之不爽失也，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。”又曰：“就事物言，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。有物必有则，以其则正其物，如是而已矣。就人心言，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。心之神明于事物，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。譬有光皆能照。而中理者，乃其光盛，其照不谬也。”(并《孟子字义疏证》)夫自理之说盛，而天下有外情以言理者矣，有外事以言理者矣。外情以言理，外事以言理，则所谓意见是也。程、朱未尝教人以意见为理也。而后之人以意见为理者，则未尝不藉口于程、朱之言。是以东原从而辨之。观其反复于意见之害，而曰：“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后世也，显而共见。目之曰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，相率趋之以为美言。其入人心深，祸斯民也大，而终莫之或寤。”(《孟子字义疏证序》)为意不可见乎？
　　程、朱言性有义理之性，有气质之性。义理之性，所谓理也；气质之性，所谓气也。在天曰理气：在人则曰义理之性、气质之性耳。而东原曰：“性者，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，人物莫不区以别焉，是也。而理义者，人之心知有思辄通。能不惑乎所行也。”又曰：“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，舍气类更无性之名。”又曰：“人之血气心知，原于天地之化者也。有血气，则所资以养其血气者，声色臭味是也。有心知，则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妇，而不止于一家之亲也。于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伦。相亲相为治，则随感而应，为喜怒哀乐。合声色臭味之欲，喜怒哀乐之情，而人道备。”(并《孟子字义疏证》)盖其意以为舍气质之外，更无所谓性。故曰：“孟子曰：如使口之于味其性与人殊，若犬马之不同类也，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。孟子矢口言之，无非血气心知之性。”(同上)又曰：“古人言性，不离乎材质，而不遗理义。孟子曰：‘非天之降才尔殊。’曰：‘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。乃所谓善也。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’惟不离材质以为言，始确然可以断人之性善。”(《东原集·读孟子论性》。有节文)东原不认有义理之性、气质之性之分，则亦不认有理与欲之分。曰：“人之生也，莫病于无以遂其生。欲遂其生，亦遂人之生，仁也。欲遂其生，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，不仁也。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。使其无此欲，必无不仁矣。然使其无此欲，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，亦将漠然视之。己不必遂其生，而遂人之生，无是情也。欲其物，理其则也。”(《孟子字义疏证》。有节文)又曰：“《诗》曰：‘民之质矣，日用饮食。’《记》曰：‘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’圣人治天下，体民之情，遂民之欲，而王道备。人知老、庄、释氏异于圣人，闻其无欲之说，犹未之信也。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，理欲之分，人人能言之。故今之治人者，视古贤圣体民之情，遂民之欲，多出于鄙细隐曲，不措诸意，不足为怪。而及其责以理也，不难举旷世之高节，著于义而罪之。尊者以理责卑，长者以理责幼，贵者以理责贱，虽失谓之顺。卑者、幼者、贱者以理争之，虽得谓之逆。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，天下所同欲，达之于上。上以理责其下，而在下之罪，人人不胜指数。人死于法，犹有怜之者，死于理，其谁怜之？呜呼！杂乎老、释以为言，其祸甚于申、韩如是也。”(同上)夫理欲之说，即宋儒有疑之者矣。陆象山曰：“天理人欲之言，亦自不是至论。若天是理，人是欲，则是天人不同矣。”又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’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，道心为天理。此说非是。心一也，人安有二心？自人而言则曰惟危，自道而言则曰惟微。”(并《象山语录》)特是象山未如东原申欲而罪理，言之之益痛耳。东原曰：“古人言性，但以气禀言，未尝明言理义为性。盖不待言而可知也。至孟子时，异说纷起，以理义为圣人治天下具，设此一法以强之从。害道之言，皆由外理义而生。人徒知耳之于声，目之于色，鼻之于臭，口之于味之为性。而不知心之于理义，亦犹耳目鼻口之于声色臭味也。故曰：‘至于心，独无所同然乎？’盖就其所知，以证明其所不知。举声色臭味之欲，归之耳目鼻口，举理义之好，归之心，皆内也，非外也。比而合之，以解天下之惑，俾晓然无疑于理义之为性。害道之言，庶几可以息矣。”(《孟子字义疏证》)夫程、朱之分义理之性、气质之性，其意亦何尝不同于孟子。然而末流之失，高者空言性而忽于气质，卑者溺于气质而茫不知性为何物。其弊盖可睹矣。是故桴亭论之，习斋论之，今东原又论之。而程鱼门(名晋芳，江都人。乾隆进士。东原之友，亦治汉学者)作《正学论》乃谓：“近代一二儒家，以为人之为人，情而已矣。圣人之教人也，顺乎情而已。宋儒尊性而卑情，即二氏之术。其理愈高，其论愈严，而其不近人情愈甚。虽日攻二氏，而实则身陷其中而不觉。嗟乎！为斯说者，徒以便己之私，而不知其大祸仁义，又在释、老、杨、墨上矣。”(见鱼门《勉行斋集》)意盖以讽东原者。此倘所谓言辩而不及，而知出乎争者耶(“言辩而不及”，《庄子·齐物论》语；“知出乎争”，《人间世》语)？
　　东原既以气质即性，而欲与理为非二，则人何以有私有蔽，而私蔽又何由生？东原曰：“私生于欲之失，蔽生于知之失。”(《孟子字义疏证》)是故强恕以去私，问学以去蔽，东原之所可也。因私而咎欲，因欲而咎血气，因蔽而咎知，因知而咎心，东原之所非也。其言曰：“人之患有私有蔽。私出于情欲，蔽出于心知。无私，仁也。不蔽，智也。非绝情欲以为仁，去心知以为智也。是故圣贤之道，无私而非无欲；老、庄、释氏，无欲而非无私。彼以无欲而成其自私者也，此以无私通天下之情，遂天下之欲者也。”(同上)又曰：“君子之治天下也，使人各得其情，各遂其欲，勿悖于道义。君子之自治也，情与欲使一于道义。夫遏欲之害，甚于防川。绝情去智，仁义充塞。人之饮食也，养其血气。而其问学也，养其心知。是以自得为贵。血气得其养，虽弱必强。心知得其养，虽愚必明。是以扩充为贵。君子独居思仁，公言言义，动止应礼。竭其所能谓之忠，明其所履谓之信，施其所平谓之恕，驯而致之谓之仁且智。仁且智者，不私不蔽者也。君子未应事也，敬而不肆以虞其疏。至而动，正而不邪以虞其伪。必敬必正，以致中和，以虞其偏，以虞其谬。戒疏在乎戒惧，去伪在乎慎独，致中和在乎达礼。精义至仁，尽天下之人伦，同然归之于善，可谓至善矣。”(《原善》)极不私不蔽之量，至于仁智，而约不私不蔽之功，始于忠恕。东原之说，于是乎为切近矣。此则其于讥诋宋儒之外，能自树立者也。

第十二章　彭允初　汪大绅　罗台山
　　当天下驰骛汉学之日，而有和会儒、释，明揭宗旨，自树一帜者，则彭允初、汪大绅、罗台山也。允初名绍升，号尺木居士，又号知归子。江南吴县人。祖定求，世所称南畇先生者也。允初以乾隆三十四年成进士。选知县，不就而归。大绅名缙，号爱庐。休宁人，居吴。终于诸生。台山名有高，号尊闻居士。江西瑞金人。乾隆三十年举人，出允初父芝庭(名启丰)之门。允初《叙汪子文录》谓：“予年二十余，始有志于学。其端实自汪子大绅发之。”又谓：“予之于汪子之言也，一以为创获，一以为固然。其不合者则希矣。持以示人，人莫测其所谓。独岁子台山见而识之，曰：是无师智之所流也。汪子既乐与予言，及见台山而大乐，遂乐与台山言，又乐与予言台山。其言台山也，不独赞叹而已，诋诃笑谑，无弗有也。其于予也亦然。时或与台山言予，诋诃笑谑，无弗有也。”(《二林居集》)观此，三先生论学之相契，可以见矣。然大绅、台山，皆先允初卒，而大绅年六十八，台山年才四十六(大绅卒于乾隆五十七年，台山卒于乾隆四十四年)。允初撰次台山生平，以为《罗台山述》，称其所论说“华梵交融，奏刀砉然，关节开解”(《二林居集》)。今观台山《观生》之文，有曰：“物之争也以我，其忘争也以无我。我也者，器之景，昧性而妄有执者也。”实窃取释氏身器之说。而言命、言性、言才、言性，终归于《易》之观盥(《尊闻居士集》)。则信乎能华梵交融者矣。然不独台山也，允初曰：“吾于观艮二卦，见圣人之心法焉。《诗》曰：“穆穆文王，于缉熙敬止。”缉熙者，观也。敬止者，艮也。乾知大始，其观之所从出乎？坤作成物，其艮之所自成乎？是故观艮者，乾坤之门户也。《论语》体之为学识(默而识之之识)，《中庸》标之为明诚，千圣复生，无以易此矣。”(《二林居集·读易》)非即天台之言止观乎？曰：“知至云者，外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物无其物，是谓物格。内观其意，意无其意，是谓意诚。进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，是谓正心。由是以身还身，以家还家，以国还国，以天下还天下。不役其心，不动于意，不淆于物，是谓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。”(《二林居集·读古本大学》)非即华严之言理事无碍乎？然则所谓华梵交融者，允初又不啻自道之者也。抑三先生之于佛也，不独究心宗(禅)教，(天台、华严)而更归依净土。允初名其居曰二林。一梁溪之东林，高忠宪讲学之所；一庐山之东林，刘遗民与远公结白莲社者也(《二林居集》有《二林居说》)。莲社实净土开宗之祖，此允初所以托意于此也。大绅有《读净土三书私记叙》(见《汪子文录》)，台山有《无量寿经起信论叙》(见《尊闻居士集》)，皆张皇净土功德。而大绅且以《易》理融通之，谓：“众生本来成佛，必以净土为归者何也？则以阿弥陀佛为万佛之师，《易》所谓大哉乾元。净土为阿弥陀所摄。《易》所谓至哉坤元也。乾坤合撰，万物之所以资始资生也。身土交融，众生之所以去凡入圣也。”夫自唐宋以来，儒者讲学，殆无不糅杂佛说者。然半皆曹溪法乳。用其明心见性之谈，以为明善诚身之助。至若发愿往生庄严极乐，未尝有道之者。岂非以其诞而不切于人事耶？然而禅宗之弊，空言参悟，而不事行持，恃其狂慧，往往堕堑陷坑，丧失身命。于是彼教古德，思以净土拯之。有明万历中，莲池大师(袾宏)住持云栖，力弘净土之教，缁素从化，盛极一时。故袁中郎(名宏道，公安人。万历进士，官终稽勋郎中。有《袁中郎集》)撰《西方合论》(见《净土十要》)即谓：“禅宗密修，不离净土。”由是彼教禅净并行，亦如吾儒之有朱、陆顿、渐两门，不能偏废。三先生由儒归禅，由禅归净，固亦机缘使然。然而其去儒益远矣。此戴东原《答允初书》所以谓其诬孔、孟亦兼诬程、朱也(《东原集》有《答彭进士允初书》。
　　三先生始皆有用世之意，而大绅尤为该博。允初之述大绅曰“慕大洲《二通》之作(大洲，赵贞吉也。其学出于王心斋，作《二通》未就，内篇曰《经世通》外篇曰《出世通》。见《明儒学案》)，著《二录》《三录》以明经世之道。著《读四十偈私记》，以通出世之脉。”(《二林居集·汪大绅述》)今《二录》《三录》具存。自孟子、荀子，以及兵、刑家言，皆取而论之。而于宋之诸儒，则朱、陆外，尤好陈龙川皇帝王霸之学，谓其得文中子之粗，而以见之卓论之，已为汉唐诸儒所不到(《汪子遗书·二录·内王附陈》)。夫龙川，后儒所斥之为功利之士者也，而大绅取之，即其意可知矣。然作《准孟》则曰：“利害者，私说之所明也。其说曰：‘民命衣食者也。古者取之草木而有余食，取之毛羽而有余衣，衣食之涂宽，故争心伏。今者耕而食，耕者且未必得食；织而衣，织者且未必得衣。衣食之涂隘，故争心起。利事愈多，争心愈少；利事愈少，争心愈多。凡今之争，以愈少故愈多。不争，是无以为命也。然则上之人所由制民命者。在利之涂矣。’屈之曰：‘说之以利事愈少则愈争，固也。吾不谓不然。抑知少之原之缘于争乎？抑知愈争则利事且愈少乎？今置田万亩，十人均之，人千亩。仰事俯畜养老送终嫁娶之事，宽然足给。而且里党敦睦，通有无以羡资歉，不见谓少。贪黩者出，视所有欿然不厌，负强挟诈，侵冒兼并以自益。智力等者，利其然而效之。朴懦积愤不平，激发相助，胜负反复，互倾夺不可遽已。奇零断割，而千亩之业，或半失，或十失八九，而少数睹矣。故曰少之原缘于争，而愈争则愈见少也。且说之，以愈少愈争者，彼微特不明于少原于争，愈争愈少之分，而实未明于不争不患其少之分也。今置田百亩，十人食之，不可谓不少。然人受十亩，终其身和其乡邻，食时而用节，即遇凶岁何至为沟中瘠矣。故曰不争不患其少也，争则将并无以有其少也，且将并无以有其命也。’”(《汪子遗书·三录》)反复于争利之害，而以仁义为公说。以为公说之行，则利泽溥，害端绝。是则大绅之功利，又非夫人之功利之见也。大绅说格物，引《易系》“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通神明之德，类万物之情”，以为格物之证。而允初为文非之，谓是乃圣人开物成务之功用，非下学所有事(大绅《格物说》见《汪子遗书》。允初有《书格物说后》见《二林居集》)。夫以格物为开物成务，大绅之说格物，则戾矣。然其主开物成务之意，则大绅所以过于允初者也。允初所著，有《二林居集》、《一行居集》。大绅所著，有《汪子文录》、《汪子遗书》。台山所著，有《尊闻居士集》。允初卒于嘉庆元年，年五十七。

第十三章　洪北江
　　经学家中，尚有一能为深湛之思者，曰洪稚存。稚存名亮吉，号北江。苏之阳湖人。乾隆五十五年，以第二人及第，授编修。逾年，拜视学贵州之命。黔中故僻远，无书籍。稚存为购经史、《通典》、《文选》诸书置各府书院，黔人争知好古，盖君之力也。嘉庆初，教习庶吉士。坐上书指斥乘舆，谪戍伊犁。既赦还，自号更生居士。十四年，病卒于家。年六十四。所著书甚多，《诗文集》六十四卷，有《意言》二十篇。而《真伪》篇意谓真未必可为，伪未必不可为，与世之言真伪者大异。盖颇近荀子性恶善伪之说，其辞曰：“今世之取人也，莫不喜人之真，厌人之伪。是则伪不可为矣，而亦不然。襁褓之时，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然不可谓非襁褓时之真性也。孩提之时，知饮食而不知礼让，然不可谓非孩提时之真性也。至有知识而后，知家人有严君之义焉。其奉父也，有当重于母者矣。饮食之道，有三揖百拜之仪焉。酒清而不饮，肉乾而不食，有非可径情直行者矣。将为孩提襁褓之时真乎？抑有知识之时真乎？必将曰：孩提襁褓之时虽真，然苦其无知识矣。是则无知识之时真，而有知识之时伪也。吾以为圣人设礼，虽不导人之伪，实亦禁人之率真。何则？上古之时，卧倨倨，兴眄眄，一自以为马，一自以为牛，其行蹎蹎，其视瞑瞑，可谓真矣。而圣人必制为尊卑上下寝兴坐作委曲烦重之礼以苦之，则是真亦有所不可行，必参之以伪而后可也。且士相见之礼，当见矣，而必一请再请，至固以请，乃克见。士昏之礼，当醴从者矣，亦必一请再请，至固以请，乃克就席。乡射礼，知不能射矣，而必托辞以疾。以至聘礼，不辱命，而自以为辱。朝会之礼，无死罪，而必自称死罪。非皆禁人之率真乎？总之上古之时真，圣人不欲过于率真，而必制为委曲烦重之礼以苦之。孩提襁褓之时真，圣人又以为真不可以径行，而必多方诱掖奖劝以挽之。则是礼教既兴之后，知识渐启之时，固已真伪参半矣。而必鳃鳃焉以真伪律人，是又有所不可行也。”(《北江文集》，有节文)然《形质篇》又谓：“嗜欲益开，形质益脆。知巧益出，性情益漓。”(同上)则又似以伪道不可久，而欲人之复归于真者。其有调停之意乎？抑前后不自觉其矛盾也？未可知矣。
　　《意言》论生死祸福，不信有鬼神之赏罚，颇似《论衡》；而论治平生计，则又似《潜夫论》。《潜夫·爱日》篇陈辞讼累民，计其废业者日若干人，因之受饥者岁又若干人。窃尝服其精审。而《意言·治平》篇谓户口之增，与田屋之增不相比，亦累率以数之。曰：“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，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。治平至百余年，可谓久矣。然言其户口，则视三十年以前，增五倍焉。视六十年以前，增十倍焉。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，不啻增二十倍焉。试以一家计之。高曾之时，有屋十间，有田一顷。身一人，娶妇后不过二人。以二人居屋十间，食田一顷，宽然有余矣。以一人生三子计之，至子之世，而父子四人。各娶妇，即有八人。八人，即不能无佣作之助。是不下十人矣。以十人而居屋十司，食田一顷，吾知其居仅仅足，食亦仅仅足也。子又生孙，孙又娶妇。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，然已不下二十余人。以二十余人，而居屋十间，食田一顷，即量腹而食，度足而居，吾以知其必不敷矣。又自此而曾焉，自此而玄焉，视高曾时，口已不下五六十倍。是高、曾时为一户者，至曾、玄时不分至十户不止。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，即有丁男繁衍之族，势亦足以相敌。或者曰：高、曾之时，隙地未尽辟，闲廛未尽居也。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，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。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。是田与屋之数，常处其不足。而户与口之数，常处其有余也。又况有兼并之家，一人据百人之屋，一户占百户之田。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？曰：天地有法乎？曰：水旱疾疫，即天地调剂之法也。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，不过十之一二矣。曰：君相有法乎？曰：使野无闲田，民无剩力。疆土之新辟者，移种民以居之。赋税之繁重者，酌今昔而减之。禁其浮靡，抑其兼并。遇有水旱疾疫，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。如是而已。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。要之治平之久，天地不能不生人，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，原不过此数也。治平之久，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，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，亦不过前此数法也。然一家之中，有子弟十人，其不率教者，常有一二。又况天下之广，其游惰不事者，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？一人之居，以供十人已不足，何况供百人乎？一人之食，以供十人已不足，何况供百人乎？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。”昔荀子以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，为墨子之私忧过计(见《荀子·富国》篇)。若稚存之论，亦所谓私忧过计者矣。然稚存生清乾嘉极盛之时，而安能虑危，治能虑乱，非有过人之见不及此。且其所虑，固今世哲人学者苦思焦心，而无有善法以处之者。稚存于百数十年之前，不知有所谓经济学、统计学，乃思虑缜密如此，尤不得不为之叹异也。

第十四章　龚定庵
　　汉学之盛也，与宋学争；而其后也，汉学中今文派又与古文派争。今文派之魁，曰刘申受逢禄(武进人，嘉庆进士，官礼部主事。道光中卒)，传其外祖庄存与之学(存与，字方耕。乾隆进士，官至礼部左侍郎)，表章何休《公羊春秋》，著有《公羊何氏释例》、《公羊何氏解诂笺》等书。继之者，有龚定庵。定庵名自珍，原名巩祚，字璱人。浙之仁和人。幼从外祖金坛段懋堂玉裁受经。懋堂，东原戴氏之门人也，故定庵于经学远有师承。而又出入于周秦诸子之书，晚尤好佛乘。所著《定庵集》沉博奥衍，固足当一家之言。其取公羊家三世之说，通之群经，略见所谓《五经大义终始答问》。问：“三世之法谁法也？”答：“三世，非徒《春秋》法也。《洪范》八政配三世，八政又各有三世。”“愿问八政配三世？”曰：“食货者，据乱而作。祀也，司徒、司寇、司空也，治升平之事。宾师，乃文致太平之事。孔子之法，箕子之法也。”问：“太平大一统何谓也？”答：“宋、明山林偏僻士，多言夷夏之防，比附《春秋》，不知《春秋》者也。《春秋》至所见世，吴、楚进矣。伐我不言鄙，我无外矣。《诗》曰：‘无此疆尔界，陈常于时夏。’(《周颂·思文后稷》)圣无外，天亦无外者也。”问：“孰为纯太平之书？”答：“礼。古经之于节目也详，尤详于宾。夫宾师，八政之最后者也。《士礼》十七篇，纯太平之言也。”且汉学家之于经，致力可谓勤矣。然大抵疏通训诂者多，而发明大义者鲜。发明大义，惟今文家谈公羊者有之。此吾所以有取于定庵也。抑定庵之言，尤有枨触于余心者。曰：“吾闻深于《春秋》者，其论史也，曰：书契以降，世有三等。三等之世，皆观其才。才之差，治世为一等，乱世为一等，衰世别为一等。衰世者，文类治世，名类治世，声音笑貌类治世。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，似治世之太素；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，似治世之希声；道路荒而畔岸隳也，似治世之荡荡便便；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，似治世之不议。左无才相，右无才史，阃无才将，庠序无才士，陇无才民，廛无才工，衢无才商，抑巷无才偷，市无才驵，薮泽无才盗。则非但鲜君子也，抑小人甚鲜。当彼其世也，而才士与才民出，则百不才督之缚之，以至于僇之。僇之非刀非锯，非水火，文亦僇之，名亦僇之，声音笑貌亦僇之。僇之权不告于君，不告于大夫，不宣于司市。君大夫亦不任受。其法亦不及要领，徒僇其心：僇其能忧心，能愤心，能思虑心，能作为心，能有廉耻心，能无渣滓心。又非一日而僇之，乃以渐：或三岁而僇之，十年而僇之，百年而僇之。才者自度将见僇，则早夜号以求治；求治而不得，悖悍者则早夜号以求乱。夫悖且悍，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已，才不可问矣。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，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。忧不才而庸，如其忧才而誖；忧不才而众怜，如其忧才而众畏。履霜之屩，寒于坚冰；未雨之鸟，戚于漂摇；痹痨之疾，殆于痈疽；将萎之华，惨于槁木。三代神圣，不忍薄谲士勇夫，而厚豢驽羸，探世变也，圣之至也。”(《乙丙之际著议第九》)呜呼！可不谓忧深虑远之言乎。
　　定庵之学，又不仅在《公羊春秋》也。其言公私，与北江之真伪相类。曰：“貍交禽媾，不避人于白昼，无私也。若人则必有闺闼之蔽，房帷之设，枕席之匿，赪頩之拒矣。禽之相交，径直何私，熟疏熟亲，一视无差。尚不知父子，何有朋友。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。因有过从宴游，相援相引，款曲燕私之事矣。今曰大公无私，则人耶，则禽耶？《七月》之诗人曰：‘言私其豵，献豜于公。’先私而后公也。《大田》之诗人曰：‘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’《楚茨》之诗人曰：‘备言燕私。’先公而后私也。《采苹》之诗人曰：‘被之僮僮，夙夜在公。被之祁祁，薄言还归。’公私并举之也。《羔羊》之诗人曰：‘羔羊之皮，素丝五紽。退食自公，委蛇委蛇。’公私互举之也。”(《论私》)而以《诗》征之，则其深于《诗》也。其言均平，与铸万之《大命》相类。曰：“有如贫相轧，富相耀；贫者阽，富者安；贫者日愈倾，富者日愈壅。或以羡慕，或以愤怨，或以骄汰，或以啬吝，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。至极，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。郁之久，必发为兵燹，为疫疠。生民噍类，靡有孑遗。人畜悲痛，鬼神思变置。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。小不相齐，渐至大不相齐；大不相齐，而至丧天下。呜呼！此贵乎操其本原，与随其时而剂调之。上有五气，下有五行，民有五丑，物有五才，消焉息焉，渟焉决焉，王心而已矣。是故古者天子之礼：岁终，太师执律而告声；月终，太史候望而告气。东无陼水，西无陼财，南无陼粟，北无陼土，南无陼民，北无陼风。王心则平，听平乐，百僚受福。太史告曰：东有陼水，西有陼财，南有陼粟，北有陼土，南有陼民，北有陼风。王心则不平，听倾乐，乘欹车，握偏衡，百僚受戒。相天下之积重轻者而变易之。”(《平均》篇)而以《礼》征之，则其深于《礼》也。而言性取告子，曰：“龚氏之言性也，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，善恶皆后起者。大无善也，则可以为桀矣；无不善也，则可以为尧矣。知尧之本不异桀，郇(同荀)卿氏之言起矣；知桀之本不异尧，孟氏之辩兴矣。为尧矣，性不加菀；为桀矣，性不加枯。为尧矣，性之桀不亡走；为桀矣，性之尧不亡走。不加菀不加枯，亦不亡以走，是故尧与桀互为主客互相伏也，而莫相偏绝。古圣帝明王，立五礼，制五刑，敝敝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向善。攻劘彼为不善者耳，曾不能攻劘性；崇为善者耳，曾不能崇性；治人耳，曾不能治人之性；有功于教耳，无功于性；进退卑亢百姓万邦之丑类，曾不能进退卑亢性。告子曰：“性无善无不善也。’又曰：“性，杞柳也；仁义，桮棬也。以性为仁义，犹以杞柳为桮棬。’阐之曰：浸假而以杞柳为门户、藩地，浸假而以杞柳为桎拲梏，浸假而以杞柳为虎子、威俞，杞柳何知焉？又阐之曰：以杞柳为桮棬，无救于其为虎子、威俞；以杞柳为虎子、威俞，无伤乎其为桮棬，杞柳又何知焉？是故性不可以为名，可以勉强名；不可似，可以形容似也。扬雄不能引而申之，乃勉强名之曰‘善恶混。’雄也窃言，未湮其原；盗言者雄，未离其宗。告子知性，发端未竟。”(《阐告子》)斯则又其得之于佛乘者。至若穷诸子之渊源，判百家之流别(见《古史钩沉论》)，有清一代，前则章实斋(名学诚，会稽人。乾隆进士。所著有《文史通义》《校雠通义》等)，后则龚定庵，他尤未见其匹也。今时学士大夫道定庵之书不去口，然特以其文而已，能表章其学者谁哉！定庵生乾隆五十七年。道光中进士，官礼部主事。卒于道光二十一年。年五十。定庵后，习《公羊》之学者，有蜀人廖平，然支离怪诞，有识之儒所不道矣。

第十五章　曾文正公
　　自汉学之盛，力攻程、朱，以辨物析名为能，而视躬行实践迂缪无当于世用，于是浮薄之士，乐其无所拘碍，哗然和之。然而士习日偷，上者徒勤破碎之功，下者转便空疏之遁。一时贤达，遂欲和会汉、宋，矫其敝风。其尤著者，则湘乡曾文正公国藩是也。文正公当咸丰洪、杨之乱，以礼部侍郎在籍督办团练，创立湘军。十余年间，崎岖戎马，卒成清室中兴之业。官至大学士，爵为毅勇侯。言清史者，或矜其功烈，或称其文章。而不知其论学之余风，盖支持清末数十年之气运。虽无崭然特出之诣，然皇皇学问，终身以之。近百年来，其知名于世者，亦一人而已。文正学问宗旨，大略见其所为《圣哲画像》一记。曰：“自朱子表章周子、二程子、张子，以为上接孔、孟之传。后有君相师儒，笃守其说，莫之或易。乾隆中，闳儒辈起，训诂博辨，度越昔贤。别立徽志，号曰汉学。摈有宋五子之术，以为不得独尊。而笃信五子者，亦屏弃汉学，以为破碎害道。龂龂焉而未有已。吾观五子立言，其大者多合于洙泗，何可议也！其训释诸经，小有不当，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，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？”(《文集》)而《致刘孟容书》(孟容名蓉，亦湘乡人。官至陕西巡抚)《覆夏弢甫书》(弢甫名炘，安徽当涂人。著有《述朱质疑》等书)亦皆反复此意(并见《书札》)，盖欲兼综汉、宋之长，以成文实并茂之学，故不欲左袒以附一哄也。然不独于汉、宋之争然，于程朱、陆王之争亦然。文正尝从唐镜海问学，镜海著《学案小识》尊程、朱而排陆、王，而文正则曰：“朱子主道问学，何尝不洞达本源；陆子主尊德性，何尝不实征践履。姚江宗陆，当湖宗朱(当湖谓陆清献)，而当湖排击姚江，不遗余力。当湖学派极正，象山、姚江，亦江河不废之流。”(《复颍州夏教授书》见《书札》。有节文。夏教授，即弢甫也)此其视镜海拘墟之见，相去何如矣。又吾观《文正日记》有曰：“以庄子之道自怡，以荀子之道自克，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！”又曰：“以禹、墨之勤俭，兼老、庄之静虚，庶于修己治人之术，两得之矣。”又曰：“周末诸子，各有极至之诣。其所以不及孔子者，此有所偏至，即彼有所独缺。亦犹夷、惠之不及孔氏耳。若游心能如老、庄之虚静，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，齐民能如管、商之严整，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，偏者裁之，缺者补之，则诸子皆可师，不可弃也。”合众冶于一炉，纳百川于一海，文正之得成其为广大者，岂不在是欤！当时称文正门下，才学之士，靡所不揽。呜呼！平时治学，临事用人，固有其途径相合者矣。
　　文正于文极服膺桐城姚姬传鼐，故《圣哲画像记赞》称顾、秦、姚、王。顾则顾亭林，秦则无锡秦文恭公蕙田，王则高邮王念孙父子也。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：曰义理，曰词章，曰考据。义理，宋学当之；考据，汉学当之。而文正则谓：“有义理之学，有词章之学，有经济之学，有考据之学。义理之学，即《宋史》所谓道学也，在孔门为德行之科。词章之学，在孔门为言语之科。经济之学，在孔门为政事之科。考据之学，即今世所谓汉学也，在孔门为文学之科。此四者，阙一不可。”(见《日记》)文正尝论颜习斋、李恕谷之学，颇讥其忍嗜欲，苦筋骨，力勤见迹，至比之于许行之并耕(见《文集·书<学案小识>后》)。然论学不以义理、考据为足，而别列经济一目，此则有似于颜、李者矣。文正言治不尚高论，故其《复贺耦庚书》(耦庚名长龄，湖南善化人，仕至云贵总督。《文正日记》言“经济之学，吾从事者二书：曰《会典》，曰《皇朝经世文编》”。《经世文编》即耦庚所辑也)惟云：“今日而言治术，则莫若综名核实；今日而言学术，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。物穷则变，救浮华者莫如质。积玩之后，振之以猛，意在斯乎！”(《书札》)然《原才》有曰：“民之生，庸弱者戢戢皆是也。有一二贤且智者，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。尤智者，所君尤众焉。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，则众人与之赴义；一二人者之心向利，则众人与之赴利。众人所趋，势之所归。虽有大力，莫之敢逆。故曰：挠万物者莫疾乎风。风俗之于人心，始乎微，而终乎不可御者也。”(《文集》)而《箴言书院记》亦曰：“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，渐流渐广而成风俗。风之为物，控之若无有，鰌(同蹴)之若易靡。及其既成，发大木，拔大屋，一动而万里应，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。”(同上)推天下治乱之原由于风俗，而风俗之成由于一二人。言若迂阔，然而振古至今，殆未有能脱此者也。夫识者察于儿先，众人虑于事后。弊之未极，识者论之，而众人不为意也；患之既见，众人知之，而识者无可为也。殆其弥缝补苴，精竭力穷，机运幸以渐转，局势幸以初定，而旷日持久，蒙其祸者，已不知几何人矣。此吾所以念文正之言，未尝不为之发愤太息者也。文正生于清嘉庆十六年，卒于同治十一年。年六十二。所为诗文、奏议、书札、日记及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等，门下士辑而刻之，名曰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