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六 神宗
一言有大而无实，无实者，不祥之言也。明主知之，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，则一闻其说，而屏退之唯恐不速。唯智小而图大，志陋而欲饰其短者，乐引取之，以钳天下之口，而遂其非。不然，望而知其为妄人，岂难辨哉？
王安石之入对，首以大言震神宗。帝曰：“唐太宗何如？”则对曰：“陛下当法尧、舜，何以太宗为哉？”又曰：“陛下诚能为尧、舜，则必有皋、夔、稷、契，彼魏征、诸葛亮者，何足道哉？”呜呼！使安石以此对飏于尧、舜之廷，则靖言庸违之诛，膺之久矣。抑诚为尧、舜，则安石固气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对也。夫使尧、舜而生汉、唐之后邪，则有称孔明治蜀、贞观开唐之政于前者，尧、舜固且揖而进之，以毕其说，不鄙为不足道而遽斥之。何以知其然也？舜于耕稼陶渔之日，得一善，则沛然从之。岂耕稼陶渔之侣，所言善言，所行善行，能轶太宗、葛、魏之上乎？大其心以函天下者，不见天下之小；藏于密以察天下者，不见天下之疏。方步而言趋，方趋而言走，方走而言飞；步趋[走]犹相近也，飞则固非可欲而得者矣。故学者之言学，治者之言治，奉尧、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的；我察其情，与缁黄之流推高其祖以树宗风者无以异。韩愈氏之言曰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”，相续不断以至于孟子。愈果灼见其所传者何道邪？抑仅高举之以夸其所从来邪？愈以俗儒之词章，安石以申、商之名法，无不可曰尧、舜在是，吾甚为言尧言舜者危也。
夫尧、舜之学，与尧、舜之治，同条而共贯者也。安石亦知之乎？尧、舜之治，尧、舜之道为之；尧、舜之道，尧、舜之德为之。二典具存，孔、孟之所称述者不一，定以何者为尧、舜之治法哉？命岳牧，放四凶，敬郊禋，觐群后，皆百王之常法。唯以允恭克让之心，致其精一以行之，遂与天同其巍荡。故尧曰“无名”。舜曰“无为”。非无可名，而不为其为也。求一名以为独至之美，求一为以为一成之侀，不可得也。今夫唐太宗之于尧、舜，其相去之远，夫人而信之矣。而非出号令、颁科条之大有异也。藉令尧、舜而举唐太宗所行之善政，允矣其为尧、舜。抑令唐太宗而仿尧、舜所行之成迹，允矣其仅为唐太宗而止。则法尧、舜者之不以法法，明矣。德协于一，载于王心，人皆可为尧、舜者，此也。道贞乎胜，有其天纲，汤、武不师尧、舜之已迹，无所传而先后一揆者，此也。法依乎道之所宜；宜之与不宜，因乎德之所慎。舍道与德而言法，韩愈之所云“传”，王安石之所云“至简、至易、至要”者，此也。皋、夔、稷、契以其恭让之心事尧、舜，上畏天命，下畏民碞。匹夫匹妇有一善，而不敢骄以所不屑，唐、虞之所以时雍也。顾乃取前人经营图度之苦心以拨乱扶危者，而凌躐之，枵然曰：“尧、舜之道至易，而无难旦夕致也。”商鞅之以胁秦孝公者，亦尝用此术矣。小人而无忌惮，夫亦何所不可哉？ 扬尧、舜以震其君，而诱之以易；揭尧、舜以震廷臣，而示之以不可攻。言愈高者(趋)[志]愈下，情愈虚者气愈骄。言及此，而韩、富、司马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！曹丕曰“吾舜、禹也”，则舜、禹矣。源休曰“吾萧何也”，则萧何矣。奸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奸，妄人非奸无因而生其妄。妄人兴而不祥之祸延于天下，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。奚待其溃堤决岸，而始知其不可遏哉？
二君子之道，有必不为，无必为。小人之道，有必为，无必不为。执此以察其所守，观其所行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。必不为者，断之自我，求诸己者也。虽或诱之，而为之者，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为焉。不然，荧我者虽众，弗能驱我于丛棘之中也。必为者，强物从我，求诸人者也。为之虽我，而天下无独成之事，必物之从而后所为以成，非假权势以迫人之应，则锐于欲为，势沮而中止，未有可必于成也。以此思之，居心之邪正，制行之得失，及物之利害，其枢机在求人求己之闲，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驰，明矣。
夫君子亦有所必为者矣，子之事父也，臣之事君也，进之必以礼也，得之必以义也。然君子之事父，不敢任孝，而祈免乎不孝；事君不敢任忠，而祈免乎不忠。进以礼者，但无非礼之进，而非必进；得以义者，但无非义之得，而非必得。则抑但有所必不为，而无必为者矣。况乎任人家国之政，以听万民之治。古今之变迁不一，九州之风土不齐，人情之好恶不同，君民之疑信不定。读一先生之言，暮夜得之，鸡鸣不安枕而揣度之，一旦执政柄而遽欲行之，从我者爱而加之膝，违我者怒而坠诸渊，以迫胁天下而期收功于旦夕；察其中怀，岂无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？必有不可问者存矣。夫既有所必为矣，则所迫以求者人，而所惛然忘者己矣。故其始亦勉自钤束，而有所不欲为；及其欲有为也，为之而成，或为之而不成，则喜怒横行，而乘权以逞。于是大不韪之事，其夙昔之所不忍与其所不屑者，苟可以济其所为而无不用。于是而其获疚于天人者，昭著而莫能掩。夫苟以求己、求人、必为、必不为之衡，而定其趋向，则岂待决裂已极而始知哉？
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，无可辞也。安石之所必为者，以桑弘羊、刘晏自任，而文之曰周官之法，尧、舜之道；则固自以为是，斥之为非而不服。若夫必不可为者，即令其反己自攻，固莫之能遁也。夫君子有其必不可为者，以去就要君也，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，辱老成而奖游士也，喜谄谀而委腹心也，置逻卒以察诽谤也，毁先圣之遗书而崇佛、老也，怨及同产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，子死魄丧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。若此者，皆君子所固穷濒死而必不为者也。乃安石则皆为之矣。抑岂不知其为恶而冥行以蹈污涂哉？有所必为，骨强肉愤，气溢神驰，而人不能遂其所欲，则荆棘生于腹心，怨毒兴于骨肉；迨及一踬，而萎缩以沉沦，其必然者矣。
夫君子相天之化，而不能违者天之时；任民之忧，而不能拂者民之气。思而得之，学而知其未可也；学而得之，试而行之未可也；行而得之，久而持之未可也。皆可矣，而人犹以为疑；则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。如是而犹不足以行，反己自责，而尽其诚之至。诚至矣，然且不见获于上，不见信于友，不见德于民；则奉身以退，而自乐其天。唯是学而趋入于异端，行而沉没于好利，兴罗织以陷正人，畏死亡而媚妖妄，则弗待迟回，而必不以自丧其名节。无他，求之己者严，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胜也。唯然，则决安石之为小人，非苛责之矣。
或曰：“安石而为小人，何以处夫黩货擅权导淫迷乱之蔡京、贾似道者？夫京、似道能乱昏荒之主，而不能乱英察之君，使遇神宗，驱逐久矣。安石唯不如彼，而祸乃益烈。諓諓之辩，硁硁之行，奚足道哉！
三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，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，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进。帝初莅政，谓文彦博曰：“养兵备边，府库不可不丰。”此非安石导之也，其志定久矣。
国家之事，相仍者之必相变也，势也。大张之余，必仍之以弛；大弛之余，必仍之以张。善治者，酌之于未变之前，不极其数；持之于必变之日，不毁其度。不善治者反此，而大张大弛，相乘以胜，则国乃速敝。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势且求张之日也。仁宗在位四十一年，解散天下而休息之。休息之是也，解散以休息之，则极乎弛之数，而承其后者难矣。岁输五十万于契丹，而俯首自名曰“纳”；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，而输缯帛以乞苟安；仁宗弗念也。宰执大臣、侍从台谏、胥在廷在野、宾宾啧啧以争辩一典之是非，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不可犯；国既以是弱矣。抑幸无耶律德光、李继迁騺悍之力，而暂可以赂免。非然，则刘六符虚声恐喝而魄已丧，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、雒，其不为石重贵者，何恃哉？于是而神宗若处栫棘之台，衋然不容已于伤心，奋起而思有以张之；固仁宗大弛之反，授之以决裂之资。然而弗能昌言于众，以启劲敌之心，但曰“养兵备边”，待廷臣之默喻。宰执大臣恶容不与其焦劳，而思所以善处之者乎？
夫神宗之误，在急以贫为虑，而不知患不在贫，故以召安石聚敛之谋，而敝天下。然而无容怪也，凡流俗之说，言强国者，皆不出于聚财之计。太祖亦尝为此言矣。饱不宿，则军易溃；赏不重，则功不兴；器仗、甲胄、牛马、舟车、糗糒、刍?、椎牛酾酒，不庀不腆，则进不速而守不固。夫孰谓其不然者，要岂有国者之忧哉？汉高起于亭长，无儋石之储，秦据六国之资，敛九州之赋于关中，而不能与争一战之生死，且以为兴亡之大数，置勿论也。刘裕承桓玄播乱、卢循内讧之余，以三吴一隅之物力，俘姚泓，缚慕容超，拓拔氏束手视其去来，而莫之敢较。唐积长安之金帛米粟，安禄山拥之，而肃宗以朔方斥卤之乡，崛起东向，驱之速遁。德宗匹马而入梁州硗确之土，困朱泚而诛夷之。则不待积财已丰，然后可强兵而挫寇，亦较然矣。 若夫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，实不在贫也。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识与？正告神宗曰：“以今日之力，用今日之财，西北之事，无不可为也。仁宗之休养四十年，正留有余、听之人心、以待后起之用。而国家所以屈于小丑者，未得人耳。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，谁恃而可也？绥、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，谁恃而可也？守先皇之成宪，而益之殷忧，待之十年，而二虏已在吾指掌。”则神宗不言之隐，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弘图，而戢其求盈无已之妄；安石揣摩虽工，恶能攻无瑕之玉哉？
夫宋之所以财穷于荐贿，国危于坐困者，无他，无人而已矣。仁宗之世，亦孔棘矣。河北之守，自毕士安撤备以后，置之若遗。西事一兴，韩、范二公小为补葺，辄贡“心胆寒裂”之谣，张皇自炫。二公虽可分阃，固不能出张子房、李长源之上。藉使子房执桴鼓以敌秦、项，长源佩櫜鞬以决安、史，势固不能。而其为彭、韩、李、郭者何人？宋固不谋也。怀黄袍加身之疑，以痛抑猛士，仅一王德用、狄青，而猜防百至，夫岂无可恃之才哉？使韩、岳、刘、吴生北宋之代，亦且束身偏裨，老死行闲，无以自振；黄天荡、朱仙镇、藕塘、和尚原之绩，岂获一展其赳雄邪？唯不知此，而早以财匮自沮，乃夺穷民之铢累，止以供无益之狼戾，而畜其所余，以待徽宗之奢纵。若其所恃以挑敌者，王韶已耳，徐禧已耳，高遵裕已耳，又其下者，宦者李宪已耳。以兵为戏，而以财为弹鹊之珠。当国大臣，无能以定命之訏谟，为神宗辰告，徒欲摧抑其有为之志，宜神宗之厌薄已亟，固必曰：“赞仁宗四十余年养痈之患者，皆此俦也。”言之徒长，祗益其骄而已。
呜呼！宋自神宗而事已难为矣。仁宗之弛已久，仍其弛而固不可，张其弛而又已乖。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渐张之，犹可为也，过此而愈难矣。安石用而宋敝，安石不用而宋亦敝。神宗急进富公与谋，而无以对也。宋之日敝以即于亡也，可于此而决之矣。
四王安石之未试其虐也，司马君实于其新参大政，而曰“众喜得人”，明道亦与之交好而不绝，迨其后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。知人其难，洵哉其难已！子曰：“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夫知言者，岂知其人之言哉？言饰于外，志藏于中；言发于先，行成于后。知其中，乃以验其外；考其成，乃以印其先。外易辨，而中不可测；后易核，而先不能期。然则知言者，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。商鞅初见孝公而言三王，则固三王之言矣。王莽进汉公而言周公，则固周公之言矣。而天下或为其所欺者，知鞅、莽之言，而不知三王与周公之言也。知言者，因古人之言，见古人之心；尚论古人之世，分析古人精意之归；详说群言之异同，而会其统宗；深造微言之委曲，而审其旨趣；然后知言与古合者，不必其不离矣；言与古离者，不必其不合矣。非大明终始以立本而趣时，不足以与于斯矣。 立圣人之言于此以求似，无不可似也。为老氏之言者曰“虚静”。虚静亦圣人之德也。为释氏之言者曰“慈闵”。慈闵亦圣人之仁也。为申、韩、管、商之言者曰“足兵食，正刑赏”。二者亦圣人之用也。匿其所师之邪慝，而附以君子之治教，奚辨哉？揣时君之所志，希当世之所求，以猎取彝训，而迹亦可以相冒。当其崇异端、尚权术也，则弁髦圣人以恣其云为。及乎君子在廷，法言群进，则抑捃拾尧、舜、周公之影似，招摇以自诡于正。夫帝王经世之典，与贪功谋利之邪说，相辨者在几微。则苟色庄以出之，而不易其怀来之所挟，言无大异于圣人之言，而君子亦为之动。无惑乎温公、明道之乐进安石而与之言也。
夫知言岂易易哉？言期于理而已耳，理期于天而已耳。故程子之言曰：“圣人本天，异端本心。”虽然，是说也，以折浮屠唯心之论，非极致之言也。天有成象，春其春，秋其秋，人其人，物其物，秩然名定而无所推移，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。若其密运而曲成，知大始而含至仁，天奚在乎？在乎人之心而已。故圣人见天于心，而后以其所见之天为神 之主。知 者，务知其所以言之密藏，而非徒以言也。如其有一定之是非，而不待求之于心，则恻怛不生于中，言仁者即仁矣；羞恶不警于志，言义者即义矣；饰其言于仁义之圃，而外以毒天下，内以毁廉隅，皆隐伏于于内，而仁义之言，抑可不察。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绝而与之交者，此也。当其时，秀慧之士，或相奖以宠荣，或相溺于诗酒。而有人焉，言不及於戏豫，行不急于进取，则奉天则以鉴之，而不见其过；将以为合于圣人之言，而未知圣人之言初不仅在于此。乃揖而进之，谓是殆可与共学者与！实则繇言之隐，与圣人传心之大义微言相背以驰，尤甚於戏(渝)[豫]诡遇之徒。何则？彼可裁之以正，而此不可也。
若温公则愈失之矣，其于道也正，其于德也疏矣。圣人之言，言德也，非言道也，而公所笃信者道。其言道也，尤非言法也，而公所确持者法。且其忧世也甚，而求治也急，则凡持之有故，引之有征，善谈当世之利病者，皆嘉予之，而以为不谬于圣人之言。于明道肃然敬之矣，于安石竦然慕之矣，乃至于荡闲败度之苏氏，亦翕然推之矣。侈口安危，则信其爱国；极陈利病，则许以忧民；博征之史，则喜其言之有余；杂引于经，则羡其学之有本。道广而不精，存诚而不知闲邪，于以求知人之明，不为邪慝之所欺，必不可得之数矣。凡彼之言，皆圣人之所尝言者，不可一概折也。唯于圣人之言，洗心藏密，以察其精义；则天之时，物之变，极乎深而研以其几。然后知尧、舜、周、孔之治教，初无一成之轨则，使人揭之以号于天下。此之谓知言，而人乃可得而知，固非温公之所能及也。穷理，而后诡于理者远；尽性，而后淫于性者诎，至于命，而后与时偕行之化，不以一曲而蔽道之大全。知言者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之谓也。明道早失之，而终得之。温公则一失已彰，而又再失焉；悔之于安石败露之余，而又与苏氏为缘。无他，在知其人之言，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。
五熙、丰新法，害之已烈者，青苗、方田、均输、手实、市易，皆未久而渐罢；哲、徽之季，奸臣进绍述之说，亦弗能强天下以必行；至于后世，人知其为虐，无复有言之者矣。其元祐废之不能废，迄至于今，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者，经义也，保甲也；有名异而实同者，免役也，保马也；数者之中，保马之害为最烈。
保马者，与民以值使买马，给以牧地而课其孳生以输之官。洪武以后，固举此政于淮北、山东、而废牧苑。愚民贪母马之小利于目前，幸牧地之免征于后世，贸贸然而任之。迨其子孙贫弱，种马死，牧地徒，闲岁纳马，马不能良，则折价以输，一马之值，至二十五金，金积于阉寺，而国无一马，户有此役，则贫饿流亡、求免而不得，皆保马倡之也。夫马，非其地弗良，非其人弗能牧也。水旱则困于刍粟，寒暑则死于疾疫。唯官有牧苑，而群聚以恣其游息；官有牧人，而因时以蠲其疾；官有牧资，而水旱不穷于饲；则一虚一盈，孳产自倍。自成周以迄于唐，皆此制也。汉、唐车骑之盛，用捍边陲，而不忧其匮，柰何以诱愚民而使陷于死亡哉？行此法者，曾不念此为王安石之虐政，徒以殃民而无益于国马，相踵以行，祸延无已，故曰害最烈也。 保甲之法，其名美矣，好古之士，乐称说之；饰文具以塞责之俗吏，亟举行之。以为可使民之亲睦而劝于善邪？则非片纸尺木之能使然矣。以为团聚而人皆兵，可以御敌邪？则寇警一闻而携家星散，非什保之所能制矣。以为互相觉察而奸无所容邪？则方未为盗，谁能诘之；既己为盗，乃分罪于邻右，民皆重足以立矣。以为家有器仗，盗起而相援以擒杀之邪？则人持数尺之仗、蚀(镝)[锈]之铁，为他人以与盗争生死，谁肯为之？责其不援而加以刑，赇吏猾胥且乘之以索贿，而民尤无告矣。如必责以器仗之精，部队之整，拳勇者赏之，豪桀者长之；始劝以枭雄，终任以啸聚。当熙、丰之世，乘以为盗者不一，而祸(危)[尤]昭著者，则邓茂七之起，杀掠遍于闽中，实此致之也。溺古不通之士，无导民之化理、固国之洪猷，宝此以为三代之遗美，不已愚乎！
免役之愈于差役也，当温公之时，朝士已群争之，不但安石之党也。民宁受免役之苛索，而终不愿差役者，率天下通古今而无异情。驱迟钝之农人，奔走于不习知之政令，未受役而先已魂迷，既受役而弗辞家破，输钱毕事，酌水亦甘，不复怨杼柚之空于室矣。故免役之害日增，而民重困者，有自来也。自宇文氏定“租、庸、调”之三法以征之民也，租以田，庸以夫。庸者，民之应役于官，而出财以输官，为雇役之稍食也。庸有征而役免矣。承平久而官务简，则庸恒有余，而郡库之积以丰，见于李华所论清河之积财，其征也。及杨炎行“两税”之法，概取之而敛所余财归之内帑，于是庸之名隐，而雇役无余资。五代僭伪之国，地狭兵兴，两税悉充军用，于是而复取民于输庸之外，此重征之一也。安石唯务聚财，复行雇役之法，取其余羡以供国计，而庸之外又征庸矣。然民苦于役，乃至破产而不偿责，抑不复念两税之已输庸，宁复纳钱以脱差役之苦。繇是而或免或差，皆琐屑以责之民；民虽疲于应命，然止于所应派之役而已。朱英不审，而立“一条鞭”之法，一切以输之官，听官之自为支给。民乍脱于烦苛，而欣然以应。乃行之渐久，以军兴设裁减之例，截取编徭于条鞭之内，以供边用。日减日削，所存不给，有司抑有不容已之务，酷吏又以意为差遣，则条鞭之外，役又兴焉。于是免役之外，凡三征其役，概以加之田赋，而游惰之民免焉。至于乱政已亟，则又有均差之赋而四征之。是安石之立法，已不念两税之已有雇赀；而温公之主差役，抑不知本已有役，不宜重差之也。此历代之积弊已极，然而民之愿雇而不愿差者，则脂竭髓干而固不悔也。
若夫经义取士，则自隋进士科设以来，此为正矣。纳士于圣人之教，童而习之，穷年而究之，涵泳其中而引伸之。则耳目不淫，而渐移其不若之气习。以视取青妃白，役心于浮华荡冶之中者，贞淫之相去远矣。然而士不益端，学不益醇，道不益明，则上之求之也亡实，而下之习之也不令也。六经、语、孟之文，有大义焉，如天之位于上，地之位于下，不可倒而置也。有微言焉，如玉之韫于山，珠之函于渊，不可浅而获也。极之于小，而食息步趋之节，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。扩之于大，经邦制远之猷，引伸之而各尽其用也。研之于深，保合变化之真，实体之而以立其诚也。所贵乎经义者，显其所藏，达其所推，辨其所异于异端，会其所同于百王，证其所得于常人之心，而验其所能于可为之事，斯焉尚矣。乃司试者无实学，而干禄者有鄙心，于是而王鏊、钱福之徒，起而为苟成利试之法。法非义也，而害义滋甚矣。大义有所自止，而引之使长；微言有所必宣，而抑之使隐；配之以比偶之词，络之以呼应之响，窃词赋之陋格，以成穷理体道之文，而使困于其中。始为经义者，以革词赋之卑陋，继乃以词赋卑陋之成局为经义，则侮圣人之言者，白首经营，倾动天下，而于道一无所睹。如是者凡屡变矣。而因其变以变之，徒争肥癯劲弱于镜影之中，而心之不灵，已濒乎死。风愈降，士愈偷，人争一牍，如兔园之册，复安知先圣之为此言者将以何为邪？是经义之纳天下于聋瞽者，自、成、弘始，而溃决无涯。岂安石之为此不善哉？
合此数者观之，可知作法之难矣。夫安石之以成宪为流俗而亟改之者，远奉尧、舜，近据周官，固以胁天下曰：“此圣人之教也。”夫学圣人者，得其精意，而古今固以一揆矣。诗云：“思无疆，思马斯臧。”此固自牧畜之证，而保马可废矣。子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此不责民以弭盗之证也，而保甲徒劳矣。周官行于千里之畿，而胥盈于千，徒溢于万，皆食于公田，此民不充役之验也。则差役之虐政捐，而免役之诛求亦止矣。记曰：“顺先王诗、书、礼、乐以造士。”则经义者，允为良法也。而曰顺者，明不敢逆也。为琐琐之法以侮圣言者，逆也。绌其逆，而士可得而造，存乎其人而已矣。诚得圣人之精意以行之，而天下大治。自立辟以扰多辟之民，岂学古之有咎哉？ 六老氏之言曰：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。”言兵者师之，为乱而已矣。王韶请击西羌、收河湟、以图夏，王安石称为奇策而听之。诚奇矣。唯其奇也，是以进无尺寸之功，而退有邱山之祸也。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。正不足而以奇济之，可以暂试，不可以常用；可以脱险，不可以制胜；可乘疲寇而速平，不可御强敌而徐效。如其用之，抑必有可正而后可奇也。舍正用奇，而恃奇以为万全之策，此古今画地指天之妄人，误人家国者所以积也。论者皆咎陈余之不用李左车也，使余用左车之策，韩信抑岂轻入其阱中者？前(车)[军]偶涉，伏起受挫，信亦自有以制之。以汉之强、信之勇，加脃弱之孤赵，井陉小蹶，四面环攻，余固无术以继其后，恶足以救其亡哉？一彼一此，一死一生，视其力而已矣。唯在两军相持而不犯，不须臾之顷，姑试其奇，发于其所不及防而震挠之，可矣。然而其不可震挠者，固自若也。议之于朝廷，传之于天下，明示以奇，而延之岁月以一试，吹剑首者之一吷而已矣。
夏未尝恃西羌以为援，西羌未尝导夏以东侵，河、湟之于朔方，不相及也。拓拔、赫连端视刘裕之拔姚泓而不为之动，知裕之(道)[适]为己灭泓也。则使宋芟尽群羌，全有河湟之土，十郡孤悬，固不能守，祗为夏效驱除，其能乘风席卷，进叩谅祚之垒乎？如其能大举以西征与！择大将，整六师，压谅祚之疆以讨僭逆之罪，而谅祚据贺兰以自保，于是遣偏师掠西羌以溃其腹心，是或一策也，收蜀者栈道、剑门夹攻之术也。然而西羌各保其穴，固且阻顿而不能前。今一矢不及于银、夏，而远涉沙碛河、洮之险，薄试之于羌，一胜一负，一叛一服，且不能制羌之死命，夏人睥睨而笑之。然且栩栩自矜曰：“此奇策也。”安石之愚，不可砭矣。
在昔继迁死，德明弱，傥从曹玮之请，捕灭之，可以震詟契丹者，彼一时也，席太宗全盛之余，外无澶州纳赂之辱，宋无所屈于契丹，内无军士各散居归农之令，兵虽力未有余，而尚未自形其不足。且继迁肉袒称臣，与契丹为唇齿，则威伸于德明而契丹自震，固必然之势也。抑谓兵不可狃于不战，而以征夏之役，使习勇而不倦；亦其时夙将犹存，部曲尚整，有可用之资，勿以不用窳之也。今抑非其时矣。弛不虞之防、狎安居之乐者，凡数十年。徒以群羌散弱，乘俞龙珂内附之隙，徼幸以图功；然且谋之五年而始城武胜，七年而始降木征。操弹雀之弓，欲射猛虎，恶足以自强，而使彼畏我以不相侵乎？木征之降未几，而孱懦之秉常且凭凌而起，宋之死者六十万人。其于正也，无毫发之可恃，而孤持一奇以相当，且其奇者，又非奇也。然而不败者，未之有也。
是故奇者，举非奇也。用兵者，正而已矣。不以猜疑任将帅，不以议论为谋略，不以文法责进止。峙刍粮，精甲仗，汰老弱，同甘苦，习击刺，严营陈，堂堂正正以临之，攻其所必救，搏其所必争。诚有余也，而后临机不决，闲出奇兵以迅薄之，而收速效。故奇者，将帅应变之权也，非朝廷先事之算也。赵充国曰：“帝王之兵，以全取胜。”此之谓也。老氏者，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也，师之者，速毙而已矣。
七国民之交敝也，自苛政始。苛政兴，足以病国虐民，而尚未足以亡；政虽苛，犹然政也。上不任其君纵欲以殄物，下不恣其吏私法以戕人，民怨渐平，而亦相习以苟安矣。惟是苛政之兴，众论不许，而主张之者，理不胜而求赢于势，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，群小乃起而应之，竭其虔矫之才、巧黠之慧、以为之效。于是泛滥波腾，以导谀宣淫蛊其君以毒天下，而善类壹空，莫之能挽。民乃益怨，衅乃倏生，败亡沓至而不可御。呜呼！使以蔡京、王黼、童贯、朱靦之所为，俾王安石见之，亦应为之发指。而群奸尸祝安石、奉为宗主、弹压天下者，抑安石之所不愿受。然而盈廷皆安石之仇仇，则呼将伯之助于吕惠卿、蔡确、章惇诸奸，以引凶人之旅进，固势出于弗能自已，而聊以为缘也。势渐迤者趋愈下，志荡于始而求正于末者，未之有也。是故苛政之足以败亡，非徒政也，与小人为类，而害乃因缘以蔓延。倡之者初所不谋，固后所必至也。
夫欲使天下之无小人，小人之必不列于在位，虽尧、舜不能。其治也，则惟君子胜也。君子胜而非无小人。其乱也，则惟小人胜也。小人胜而固有君子。其亡也，则惟通国之皆小人。通国之皆小人，通国之无君子，而亡必矣。故苛政之兴，君子必力与之争；而争之之权，抑必有所归，而不可以泛。权之所归者，德望兼隆之大臣是已。大臣不能持之于上，乃以委之于群工，于是而争者竞起矣。其所争者正也，乃以正而争者成乎风尚，而以争为正。越职弗问矣，雷同弗问矣。以能言为长，以贬削为荣，以罢闲为乐，任意以尽言，而惟恐不给。乃揆其所言，非能弗相刺谬也；非能弗相剿袭也；非能无已甚之辞，未然而斥其然也；非能无蔓延之语，不然而强谓然也。挢举及于纤微之过，讦谪及于风影之传，以激天子之厌恶，以授群小之反攻，且跃起而自矜为君子，而君子小人遂杂糅而莫能致诘。如攻安石者，无人不欲言，无言不可出，岂其论之各协于至正，心之各发于至诚乎？乃至怀私不逞之唐坰，反覆无恒之陈舜俞，亦大声疾呼，咨嗟涕洟，而惟舌是出。于是人皆乞罢，而空宋庭以授之小人。迨乎蔡京、王黼辈兴，而言者寂然矣。通国无君子，何怪乎通国之皆小人哉？
乃其在当日也，非无社稷之臣，德重望隆，足以匡主而倚国是，若韩、富、文、吕诸公者，居辅弼之任，而持之不坚，断之不力，如先世李太初之拒梅询、曾致尧，王子明之抑王钦若、陈彭年，识皆有所不足，力皆有所不逮。而以洁身引退，倒授其权于新进之庶僚，人已轻而言抑琐，不足耸人主之听，只以益安石之横。且徒使才气有裨之士，挫折沉沦，不为国用；而驱天下干禄者，惩其覆轨，望风遥附，以群陷于邪。诸公过矣，而韩公尤有责焉。躬任两朝定策之重，折母后之垂帘，斥权奄以独断，德威树立，亘绝古今。神宗有营利之心，安石挟申、商之术，发乎微已成乎著，正其恩怨死生独任而不可委者。曾公亮、王陶之琐琐者，何当荣辱，而引身遽退，虚端揆以待安石之纵横哉？韩公尤过矣！虽然，抑非公之过也。望之已隆，权之已重，专政之嫌，先起于嗣君之肺腑。则功有不敢居，位有不敢安，权有不敢执，身有不可辱，公亦末如之何也。夫秉正以拒邪，而使猝起争鸣之安石不得逞者，公之责也。斥曾公亮之奸，讼韩公之忠，以觉悟神宗安韩公者，文、富二公之责也。乃文之以柔居大位，无独立之操；富抑以顾命不与，怀同堂之忌；睨韩公之远引，而隐忍忘言。及安石之狂兴，而姑为缓颊，下与小臣固争绪论，不得，则乞身休老，而自诩不污，亦将何以质先皇而谢当世之士民乎？韩公一去，而无可为矣。白日隐而繁星荧，嘒彼之光，固不能与妖孛竞耀也。
夫神宗有收燕、云定银、夏之情，起仁宗之积弛，宋犹未敝，非不可图也。和平中正之中，自有固本折冲之道。而筹之不素，问之莫能酬答，然且怀私以听韩公之谢政，安得谓宋有人哉？无大臣而小臣瓦解；小臣无可效之忠，而宵小高张；皆事理之必然者。司马、范、吕诸公强挽已发之矢而还入于彀，宜其难已。然则宋之亡也，非法也，人也。无人者，无大臣也。李太初、王子明而存焉，岂至此乎？
八论人之衡有三：正邪也，是非也，功罪也。正邪存乎人，是非存乎言，功罪存乎事。三者相因，而抑不必于相值。正者其言恒是，而亦有非；邪者其言恒非，而亦有是；故人不可以废言。是者有功，而功不必如其所期；非者无功，而功固已施于世。人不可以废言，而顾可以废功乎？论者不平其情，于其人之不正也，凡言皆谓之非，凡功皆谓之罪。乃至身受其庇，天下席其安，后世无能易，犹且摘之曰：“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。”此之谓“不思其反”。以责小人，小人恶得而服之？已庇其身，天下后世已安之而莫能易，然且任一往之怒，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；小人之不服，非无其理也，而又恶能抑之？
章惇之邪，灼然无待辨者。其请经制湖北蛮夷，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赏，宜为天下所公非，亦灼然无待辩者。然而澧、沅、辰、靖之闲，蛮不内扰，而安化、靖州等州县，迄今为文治之邑，与湖、湘诸郡县齿，则其功又岂可没乎？惇之事不终，而麻阳以西，沅、溆以南，苗寇不戢，至今为梗。近蛮之民，躯命、妻子、牛马、粟麦莫能自保。则惇之为功为罪，昭然不昧，胡为乐称人之恶，而曾不反思邪？
乃若以大义论之，则其为功不仅此而已也。语曰：“王者不治夷狄。”谓沙漠而北，河、洮而西，日南而南，辽海而东，天有殊气，地有殊理，人有殊质，物有殊产，各生其所生，养其所养，君长其君长，部落其部落，彼无我侵，我无彼虞，各安其纪而不相渎耳。若夫九州之内，负山阻壑之族，其中为夏者，其外为夷，其外为夏者，其中又为夷，互相襟带，而隔之绝之，使胸腋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，非无可治，而非不当治也。然且不治，则又奚贵乎君天下者哉？君天下者，仁天下者也。仁天下者，莫大乎别人于禽兽，而使贵其生。苗夷部落之魁，自君于其地者，皆导其人以駤戾淫虐，沉溺于禽兽，而掊削诛杀，无闲于亲疏，仁人固弗忍也。则诛其长，平其地，受成赋于国，涤其腥秽，被以衣冠，渐之摩之，俾诗、书、礼、乐之泽兴焉。于是而忠孝廉节文章政事之良材，乘和气以生，夫岂非仁天下者之大愿哉？以中夏之治夷，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，天也。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内者，人也。惟然，而取蛮夷之土，分立郡县，其功溥，其德正，其仁大矣。
且夫九州以内之有夷，非夷也。古之建侯也万国，皆冠带之国也。三代之季，暴君代作，天下分崩。于是而山之陬，水之滨，其君长负固岸立而不与于朝会，因异服异制以趋苟简。至春秋时，莒、杞皆神明之裔，为周之藩臣，而自沦于夷。则潞甲之狄，淮浦之夷，陆浑之戎，民皆中国之民，君皆诸侯之君，世降道衰，陷于非类耳。昭苏而衅祓之，固有待也。是以其国既灭，归于侯服，永为文教之邦，而彝伦攸叙。故春秋特书以大其功。岂云王者不治，而任其为梗于中区乎？永嘉之后，义阳有蛮夷号，仇池有戎名，迨及荡平，皆与汴、雒、丰、镐无异矣。然则辰、沅、澧、靖之山谷，负险阻兵者，岂独非汉、唐政教敷施之善地与？出之泥滓，登之云逵，虽有诛戮，仁人之所不讳。而劳我士马，费我刍粮，皆以保艾我与相接壤之妇子。劳之一朝，逸之永世，即有怨咨，可弗避也。君天下者所宜修之天职也。 夫章惇之立心，逢君生事以邀功，诚不足以及此。而既成乎事，因有其功；既有其功，终不可以为罪。迄于今日，其所建之州县，存者犹在目也。其沿之以设，若城步、天柱诸邑之棋布者，抑在目也。而其未获平定，为苗夷之穴，以侵陵我郡邑者，亦可睹也。孰安孰危，孰治孰乱，孰得孰失；征诸事，问诸心，奚容掩哉？概之以小人，而功亦罪，是亦非，自怙为清议，弗能夺也。虽然，固有不信于心者存矣。